1954年,上海魯迅紀念館的工作人員在整理魯迅遺物時,從一本書刊中發(fā)現(xiàn)一張手繪的紙質形勢圖,上面用鉛筆畫著一些簡圖,還標注了安徽、河南、湖北交界處的一些地名。這些地方正是當年鄂豫皖紅軍戰(zhàn)斗過的地方。后經陳賡鑒定,這張形勢圖正是他在上海與魯迅會面時,親手繪制的鄂豫皖根據(jù)地形勢圖。
魯迅在1932年11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合義昌煤號經理王君來兜售石炭。這是一句隱語,“王君”正是化名“王庸”的陳賡。時任紅四方面軍參謀長的陳賡在上海養(yǎng)病期間,與魯迅有過兩次秘密會見。
1932年,陳賡在新集西北的胡山寨戰(zhàn)斗中右腿負傷。因傷勢嚴重、行動困難,陳賡不得不離開主力部隊,前往上海就醫(yī)治療。養(yǎng)病期間,陳賡除看報獲取信息外,還經常與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們交談。他們都十分關心蘇區(qū)的情況,陳賡就結合自身戰(zhàn)斗經歷講述鄂豫皖軍民在反“圍剿”作戰(zhàn)中的戰(zhàn)斗故事。大家聽完后,一致認為應該將鄂豫皖軍民不怕犧牲前赴后繼的戰(zhàn)斗精神記錄下來,如果能有一位知名作家將其寫成文學作品傳播,其效果不亞于一場大勝仗。陳賡也有同樣的想法,“我很希望人民能知道紅軍和革命群眾所經受過的這一切,即使將來革命成功了,也永遠不要忘記”。
在中央局宣傳部工作的朱鏡我了解這一情況后,決定付諸行動。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心向革命的魯迅。當時在上海工作的魯迅,正度過自己“戰(zhàn)斗”生活中最光輝的10年。在白色恐怖包圍下,魯迅沒有屈服,始終堅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通過文學創(chuàng)作的方式,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激烈斗爭。因此,魯迅也擁有了廣泛的“紅色朋友圈”,很多共產黨人和進步青年將其視為志同道合的朋友。于是,朱鏡我將這些故事記錄并油印成冊,交給馮雪峰,請他送給魯迅看。
魯迅看完這些材料后,深受觸動。他聽說陳賡還在上海治病,便提出想見見這位“講故事”的紅軍將領。
在組織的安排下,陳賡欣然赴約。在會見過程中,陳賡為魯迅詳細講述了紅軍的英勇作戰(zhàn)經歷、蘇區(qū)人民的生活,引起了魯迅極大的興趣,兩人交談至深夜才離開。意猶未盡的二人,很快有了第二次會面。陳賡更為詳細地為魯迅介紹了紅軍作戰(zhàn)情況與根據(jù)地的建設情況。為更好地了解鄂豫皖軍事形勢,魯迅還特別請陳賡在他的文稿紙背面畫了這幅鄂豫皖根據(jù)地形勢圖。
兩次促膝長談后,魯迅便一直在構思一部反映蘇區(qū)紅軍題材的小說。遺憾的是,由于精力和創(chuàng)作環(huán)境所限,魯迅最終未能完成這部作品,而陳賡隨手畫的形勢圖被魯迅珍藏起來,成為他與共產黨人之間深情厚誼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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