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學民在《論清史〈儒林傳〉揚州學人記載的形成》（《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24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揚州學派被視為清代儒學的一個重要派別，研究成果較多。但學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傳》對揚州學人有系統(tǒng)的記載，且形成過程復雜，是該學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頁。依據(jù)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清史《儒林傳》相關檔冊，從纂修層面揭示清史《儒林傳》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對揚州學人的記載情況，能夠發(fā)現(xiàn)一些有意思的細節(jié)。清史《儒林傳》第一次稿中，阮元將任大椿為代表的揚州學人群體載入，但該傳被刪除。光緒年間，清史《儒林傳》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揚州學人立為正傳。這些傳記在揚州府呈送的《儒林劉寶楠劉文淇朱士端王念孫汪喜荀焦循凌曙江藩（江蘇咨送采訪冊）》的同名傳記基礎上刪改而成。國史館纂修官重點改寫并表彰了揚州諸儒在《易》《春秋左傳》《禮記》《論語》《孟子》等專經(jīng)研究上的成就，彰顯了揚州諸人的“漢學”宗風，突出了他們的地域聯(lián)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傳》雖未用“揚州學派”之名，但已經(jīng)記載了揚州學派的學風和地緣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確立了揚州學派的史料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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