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會師鑄就民族團結佳話

1936年7月，紅二、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在甘孜縣境內（今屬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勝利實現會師，隨后攜手北上和紅一方面軍會師，打破了蔣介石把6萬多紅軍餓死、困死在康北高原的迷夢。在甘孜會師過程中，廣大紅軍指戰(zhàn)員嚴格遵照黨的民族和宗教政策，鑄就了民族團結佳話。

以嚴明軍紀爭取藏族同胞認可支持

甘孜會師的康北地區(qū)是藏族同胞聚居區(qū)，由于國民黨當局的反動宣傳，廣大藏族同胞對紅軍并不了解，反動派又千方百計地煽動和利用當地藏族武裝圍堵紅軍。因此，能否處理好民族問題就成為關系到會師成敗、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所在。所以，當紅軍最初進入甘孜時，藏族同胞出于疑懼大都躲到了深山。面對這種情況，紅軍總司令朱德當即宣布幾項規(guī)定：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愛護藏民的一草一木；在藏民沒有回家之前，不準進他們的屋；看管并喂養(yǎng)好藏民留在家中的牛羊。紅軍指戰(zhàn)員嚴格執(zhí)行黨的民族政策，不久，疑霧終于逐漸消除，藏族同胞也陸續(xù)從山上返回，甘孜重新熱鬧了起來。

藏族群眾多信奉藏傳佛教，寺廟在當地有著特殊地位，要想使藏族同胞真正從感情和心理上認同接受黨和紅軍，就必須尊重其宗教信仰。紅二、六軍團北渡金沙江向甘孜進軍過程中，進入的第一個藏族同胞聚居地是中甸，當時中甸城只有幾百戶藏民，紅軍一到，大都躲進山林。城外有一座寺院名叫歸化寺，是當地真正的統治中心。賀龍、任弼時要求紅軍嚴格執(zhí)行黨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信仰，保護寺廟，并以賀龍名義頒發(fā)了《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湘鄂川黔滇康分會布告》，說明紅軍是為“扶助番民（編者注：舊中國時稱藏族同胞為番民），解除番民痛苦，興番滅蔣，為番民謀利益”而來。同時，深入宣傳紅軍的性質、紀律、政策。一萬多紅軍來到這幾百戶人家的小縣城，不殺、不搶、不抓夫，還和和氣氣。在此情況下，歸化寺里的一位管事喇嘛夏那古瓦自愿當代表拜見紅軍，和紅軍“首領”談判。

賀龍十分熱情地接待了他，還寫了一封給歸化寺活佛的信請夏那古瓦轉交，信中寫道：貴代表前來，不勝欣幸；紅軍尊重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對貴喇嘛寺所有僧侶的生命財產絕不加以侵犯，并負責保護；你們須即回寺，照安生業(yè)，并要所有民眾，一概回家，切不要輕聽謠言，自造恐慌；本軍糧秣，請幫助操辦，決照價付金錢；請即派代表前來接洽。賀龍的行動消除了喇嘛們的疑懼，歸化寺活佛也邀請賀龍前往做客。1936年5月2日，賀龍到歸化寺拜訪活佛，受到全寺僧眾的熱烈歡迎，賀龍向活佛贈送了“興盛番族”的錦幛。隨后，歸化寺令商人、富戶打開倉庫向紅軍出售青稞，幾天內，紅軍就籌集到了寶貴的10萬余斤糧食。

紅軍團結爭取藏族上層人士

康北地區(qū)的藏族上層人士不僅控制著武裝、糧食、牲畜等物質資源，而且還從精神和行動上控制著廣大的藏族群眾，在當地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如果得不到他們的理解和支持，就很難做通普通群眾的工作?！按蛲梁?、分田地”曾經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內容，也是紅軍給養(yǎng)的主要來源，但是，針對康北地區(qū)的特殊情況，黨對當地藏族上層人士采取了團結爭取的政策，不沒收他們的土地財產，保護其利益，積極與他們建立友好關系，并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簽訂協議或結盟。

在當時康北各土司中，德格土司是實力最強大的一個，紅四方面軍西進甘孜后，德格土司命大頭人夏克刀登率軍襲擊紅軍，結果在戰(zhàn)斗中夏克刀登受傷被俘。紅軍非但沒有殺他，反而為他精心療傷后送回土司轄區(qū)，夏克刀登被紅軍優(yōu)待俘虜、主張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政策所感動，轉變了對紅軍的態(tài)度，并且做通了德格土司的工作。1936年4月，紅30軍政委李先念和德格土司代表夏克刀登簽訂了《互不侵犯協定》，此舉不僅解除了康北最強大的土司武裝對紅軍的軍事威脅，其他的大小寺廟、土司頭人聽聞實力雄厚的德格土司已與紅軍合作，一般也不再采取對抗行動。從此，紅軍獲得了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環(huán)境。之后，當紅二、六軍團北上甘孜途經德格土司轄區(qū)時沒有受到阻擊，這也與《互不侵犯協定》的簽訂有直接的關系。

大批藏族青年投身革命

隨著藏族同胞與紅軍的接觸以及不斷加深對紅軍的了解，一些藏族青年受黨的政策感召，紛紛參加紅軍，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在此基礎上，黨在當地先后建立了自衛(wèi)軍、游擊隊、丹巴藏民獨立師等藏族武裝，特別是丹巴藏民獨立師是在黨的領導下建立的第一支以少數民族命名的正規(guī)部隊，全師有2000余人，大部分是受黨感召的藏族青年。

這些參加紅軍的藏族兒女在甘孜會師過程中發(fā)揮了很大作用。一是藏族紅軍戰(zhàn)士通曉民族語言，群眾基礎廣泛，可以拉近軍民關系，有助于戰(zhàn)斗、行軍、開展民族工作。二是藏族紅軍戰(zhàn)士熟悉當地社會狀況，可很好地執(zhí)行向導、偵察等特殊任務。三是這批藏族紅軍戰(zhàn)士后來成長為黨培養(yǎng)的最早一批藏族干部，他們在黨的政策感召下自愿參軍，成為最早的一批投身黨的革命事業(yè)的藏族先驅。如新中國成立后曾任西藏自治區(qū)黨委書記的天寶，曾任國家民委副主任、西藏自治區(qū)人大常委會主任的楊東生，曾任青海省政協主席的扎喜旺徐等都是在川康藏區(qū)參加紅軍的藏族青年。

藏族同胞悉心照料紅軍傷病員

紅四方面軍是在南下失利后進入康北地區(qū)的，在南下作戰(zhàn)期間，紅四方面軍減員過半，并出現大量的傷病員。紅二、六軍團進入川康藏區(qū)后雖未進行大的戰(zhàn)斗，但自長征離開根據地后連續(xù)轉戰(zhàn)、無法休整，加之川康藏區(qū)氣候寒冷、空氣稀薄，患病人數也急劇增加。因此，當兩大主力紅軍在甘孜會師后北上時，不得不把總數約3000人的傷病員留在甘孜地區(qū)，當地藏族同胞則挑起安置保護紅軍傷病員的重擔。

當時藏族同胞安置保護紅軍傷病員的辦法主要有：一是凡愿回內地的紅軍，為他們準備好衣物口糧，一村轉一村，一縣轉一縣地護送；二是群眾愿收留紅軍的都可領去，但要保證照顧好；三是宣傳“收養(yǎng)紅軍是積善、遺棄紅軍是造孽、殘害紅軍要下地獄”。當地藏族同胞有的一家收養(yǎng)一個或幾個，有的幾家合養(yǎng)一個，留下的紅軍傷病員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照顧，僅甘孜白利寺的第五世格達活佛就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保護了數百名紅軍傷病員。藏族同胞把留下來的紅軍當作自己的親人一般，求醫(yī)問藥，精心護理。后來國民黨軍進行搜捕時，藏族同胞以各種辦法保護紅軍傷病員，有的用錢買通國民黨軍隊，有的以武力對抗，有的把紅軍傷病員藏在森林、巖洞等處。許多紅軍傷病員康復后得以追趕重返部隊，繼續(xù)長征，還有的紅軍傷病員則在當地安家，與藏族同胞融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