駢文總集序跋的文論價值

作者：王正剛（廣西科技師范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駢文是中國古代獨有的一種文體，駢文總集多在明清時期編撰出版，鐘濤曾輯得駢文總集114部，兩部為宋人編撰，余者均為明清人。這些駢文總集中有現(xiàn)在大量的序跋文獻，其文論價值主要體現(xiàn)在為駢文文體正名和闡釋駢文的價值觀、起源論上。

駢散相爭在中國古代長期存在，名不正則言不順，名稱都不明確，駢文談何與散文相爭？駢文的指稱變動頻繁，不但在不同時期指稱各異，甚至同一時期，同一序跋中都可能出現(xiàn)數(shù)種指稱，如清初張恒《〈操齋集〉駢部》的序文中，就出現(xiàn)了“駢偶之文”“六朝（文）”“駢語”“對聯(lián)短句”“四六長篇”等多種指稱。就駢文總集而言，清代之前駢文稱名“四六”是主流，僅有游日章《駢語雕龍》、許以忠《車書樓選注名公新語滿紙千金》兩部，一為“駢語”，一為“新語”。明末開始出現(xiàn)以駢文名其集的現(xiàn)象，清代中葉后漸成潮流。雖然亦有《宋四六選》《八家四六文鈔》《后八家四六文鈔》和《國朝十家四六文鈔》等稱名“四六”的，但更多是以“駢”字冠名，如《皇朝駢文類苑》、《國朝駢體正宗》《駢文類纂》《駢體文鈔》《唐駢體文鈔》《國朝常州駢體文錄》等。清代駢文輯選家著力于廓清四六、今體、廟堂文學、貴族文學、麗辭、偶體等，統(tǒng)一成駢（體）文這個指稱，是因為“駢文”“駢體”及“駢體文”等重心都在“駢”，強調(diào)駢（體）文與散（體）文相對的文體屬性。而“四六”之名來源于語言句法組織形式，是一種修辭方式，至于使用如偶語、今體、美文、儷文、儷偶等名稱，也皆不及用駢（體）文之名來應對散（體）文直截了當，一駢一散，綱舉目張，涇渭分明。這一變化，我們從駢文總集命名方式的演變過程中可得到清楚的印證。

名正方能言順，輯選家們用“駢（體）文”一詞來冠名這種中國獨有的文體，并通過編撰駢文總集，在總集序跋闡釋中駢文價值所在——政教上的“潤色鴻業(yè)”和文學上的抒情言志。前者為宋明之人極為推崇甚至標舉為唯一價值，有“臺閣之制，例用駢體”的說法。清初沈荃《〈四六篡組〉序》云：“或以締交，或以修好，或以宴會，或以饋施，或以送迎，或以慶賀，靡不藉有辭焉以通之?！鄙蜍跽J為駢文的價值就在于各種各樣的國家公文、個人書啟、慶賀祝詞等應用場合。清代彭元瑞所輯《宋四六選》，所收四六僅限于詔、制、表、啟、上梁文與樂語六種應用性文體，他體一概不選。當然，駢文可為國發(fā)聲，歌頌盛德，“故其文典、其音和，盛世之文也……大凡廟廷之上，敷陳圣德，典麗博大，有厚德載物之致，則斯體為宜”（吳育《〈辨志書塾四六鈔〉序》）。這本來也是駢文重要的價值之一，但宋明之人太推崇駢文的應用價值而忽略其文學價值，使駢文創(chuàng)作從重視形式走向了只重形式而忽視內(nèi)容的形式主義。大多數(shù)的宋明四六文重句不重篇，重技不重意，模習之氣太濃，有句無篇，陳陳相因。從胡吉豫《〈四六纂組〉凡例》可見一斑：“編內(nèi)稱頌通語，菲劣通語，結(jié)束通語，祈勉數(shù)條，不過略具大概，仿而推廣，難以例拘。”所謂通語者，通用之語言也，胡吉豫編輯一些適用于“稱頌”“結(jié)束”場合的通用語言，如祝壽就“壽比南山”，送別就“鵬程萬里”等，這還只是詞語的模擬，有的甚至全篇都可通用，編者還特地標注“通用以上序”“通用以上頌”。可見部分四六文創(chuàng)作已模式化，甚至到了文字句句可通用、文章篇篇可移贈的地步，難怪被人詬病。清人在重視駢文“潤色鴻業(yè)”價值的同時，亦不忘駢文在文學上的抒情言志功能。吳翊寅在《〈國朝常州駢體文錄〉敘》中說：“匪獨商榷眾制，潤色鴻業(yè)而已?！痹诔姓J駢文潤色鴻業(yè)的同時，又要做到“平津博麗，好子云之湛思”“萬善雅澹，有蔚宗之遠致”，方能“縟不傷華，雋不傷雅，皆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薄Ｇ∧觊g孫氏父子編輯《華國編文選》，目的明顯是通過編纂駢文總集的方式，以潤色鴻業(yè)之資，凸顯國家之華盛。其序云：“文章之于國，顧不華哉！”但孫氏父子在肯定駢文能經(jīng)世華國的同時，又提倡駢文“詞氣并勝”，以利于抒情言志。按孫氏父子的觀點，六朝之文是“辭勝于氣”，宋人之文又“氣勝于辭”，唯有唐文“運雄深雅健之氣于聲律對比之中”，能詞氣并勝，是最理想的駢文。六朝、唐人與宋代駢文孰優(yōu)孰劣，眾口難調(diào)，但《華國編文選》提出駢文亦要重“氣”的理論，成為稍后邵齊燾的“綺藻豐縟之中，能存簡質(zhì)清剛之制”和晚清朱一新的“潛氣內(nèi)轉(zhuǎn)，上抗下墜”等重要駢文理論的先聲。

對于駢文起源論，在駢文總集序跋里大體上是從天地自然、時代作家、經(jīng)典作品等幾個角度來闡述，有區(qū)分駢散者，亦有駢散同源者，且以后者居多。胡念修《〈四家纂文敘錄匯編〉序》提出自然社會是駢文的淵源所在：“聿自象天形地，垂奇偶以成章。”從天地奇偶的自然之道論證駢文起源的還有方濬師：“竊嘗論之天地之道，不能有奇而無偶，易畫八卦，演之為六十四，皆偶耳，東漢經(jīng)術尚已，顧駢體文亦俶落于此?！保ā妒Y心余太史評選〈四六法?！敌颉罚┚唧w到經(jīng)典作品，那就是先秦時期承天地之形而演八卦的《周易》。持相同觀點的還有吳育等人：“昔史臣述堯，啟四言之始；孔子贊《易》，兆偶辭之端。”朱國華在《〈駢體文鈔〉序》中以先秦時代的四書五經(jīng)等儒家經(jīng)典作為駢文起源且持駢散同源論：“五經(jīng)為著作之宗，百氏衍詞流之派，文之一道，由來久矣……本無分駢散也?！币嘤谐植煌^點者，認為駢文起源于西漢且區(qū)分駢散。李光廷在《跋評選〈四六法?！岛蟆吩疲骸肮盼鸟夡w之分，始自西京長沙，江都龍門，古文之開山也；相如子云，駢體之先河也?！彼焉⑽暮婉壩牡钠鹪捶謩e追溯到西漢賈誼、司馬遷、司馬相如等作家那里，亦可為一家之說?？偟恼f來，駢文和散文的起源很難定位在單個作家或作品，而是同時產(chǎn)生于先秦文史哲不分的時代更為可信。

清代乾嘉時期駢文創(chuàng)作走向繁榮復興，經(jīng)典的總集頻出，以《國朝駢體正宗》《駢體文鈔》《八家四六文鈔》為代表，此時編撰者持駢散合一的觀點已成主流。李兆洛在《駢體文鈔》中云：“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溯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彼^的“一”，當指上古先秦文學。而曾燠的“古文喪真，反遜駢體；駢體脫俗，即是古文。跡似兩歧，道當一貫”類似之，將“道”作為駢文和散文的統(tǒng)一的內(nèi)在生命（《〈國朝駢體正宗〉序》）。陳寶琛則將“道”和“學”作為駢文和散文共通之本源，“駢散何分，達于詞而道為之本；偶奇無異，精其事而學為之權(quán)?！保ā丁窗思宜牧淖ⅰ敌颉罚┯幸馑嫉氖牵搅私?，文言、白話之爭出現(xiàn)后，文章形式是駢是散已不重要。孫雄在《〈同光駢文正軌〉序》感嘆：“近世文學衰息，駢儷之文，無識者尤薄為小道?！卑自捨倪\動后，古文賴以生存的語言——文言文都即將被白話文取代，不管駢文還是散文都面臨同樣的命運，故民國常贊春有言：“今世散體文且將摒黜，何論駢體？”故此時的駢文文論已不囿于駢和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