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安、邏些到敦煌：唐、蕃文化的匯聚與融合

作者：鄭紅翔 鄭炳林（分別系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講師、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教授）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文化繁榮、民族融合的一個重要時代。在唐朝的民族關系鏈條中，吐蕃占據(jù)著至關重要的一環(huán)。唐朝初年，松贊干布（本名“松贊”，漢文史籍譯作“棄宗弄贊”）建立起統(tǒng)一的吐蕃王朝，并于貞觀八年（634）與唐朝取得聯(lián)系。此后，唐朝與吐蕃往來密切，雙方經(jīng)歷了多次和親與沖突，直到長慶會盟后達成了長久的和平。唐朝與吐蕃的交往與互動幾乎貫穿了唐王朝歷史發(fā)展的始終。伴隨著唐朝與吐蕃的頻繁往來，雙方在文化上相互影響乃至最后融合，這個過程是形成今天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一大基礎。唐、蕃交往與文化融合發(fā)生的主要空間，先是從長安到邏些（今拉薩），安史之亂后吐蕃曾占領敦煌，文化交融的中心隨之移至敦煌。

唐初兩次和親：唐朝文化從長安傳入邏些

貞觀八年，吐蕃使者第一次到達長安，受到了唐太宗的熱情接待，緊接著太宗派出行人（唐朝外交官）馮德遐回訪吐蕃。貞觀十二年（638），松贊干布遣使向唐朝請婚，沒有得到太宗的應允。但松贊干布不愿放棄，終于使太宗同意了和親之事。貞觀十五年（641），吐蕃大論（即宰相）祿東贊來迎公主，文成公主帶著陪嫁隊伍從長安出發(fā)，浩浩蕩蕩前往邏些。公主之行正式開辟了長安到邏些間的“唐蕃古道”，官方開始在沿途設立驛站，不僅使節(jié)往來更為頻繁，路上的商旅和僧眾也多了起來。關于文成公主的故事在唐、蕃兩地流傳開來，至今仍是漢、藏人民共同傳唱的佳話。

現(xiàn)代人對唐、蕃關系的認識多停留在文成公主和松贊干布的聯(lián)姻上，其實在和親背后，文成公主帶往吐蕃的物質(zhì)文化及唐朝書籍的影響更為深遠。據(jù)史書記載，文成公主入藏所攜的嫁妝無論在數(shù)量上還是種類上都非常多：各種日用器具、珍寶、金玉、絲綢、服飾；吐蕃沒有的蔬果種子、藥材和香料；工匠、樂隊以及佛經(jīng)、醫(yī)書和中國古代典籍。從器物到植物種子，從匠人到樂人，還有包羅古代中國文化的書籍，這雖然是唐朝文化首次輸入吐蕃，卻是全面而深入的。據(jù)說文成公主入藏后為修建大昭寺提供過建議和幫助，自己還主持建造了小昭寺，自此漢地斗拱式屋檐等建筑風格也在西藏高原流行起來，迄今不衰。

據(jù)《舊唐書·吐蕃傳》，松贊干布在河源初迎文成公主時見唐朝的服飾禮儀甚美，驚嘆之余“有愧沮之色”。他與公主成婚后更是“釋氈裘，襲紈綺，漸慕華風”，帶頭在蕃廷推廣起唐朝文化。緊接著，吐蕃派遣貴族子弟入長安學習，并延請?zhí)瞥娜巳胪罗暗淦浔硎琛?，主動輸入唐朝文化。在長安學習的吐蕃子弟中，最出名的是仲琮和論欽陵。仲琮年少時曾在長安“詣太學生例讀書”，史載高宗時他代表吐蕃出使長安，面對皇帝的各種詢問都能應對得體。而另一位論欽陵后來當上了吐蕃的大論，唐人稱這些外蕃子弟“因充侍子，遂得遍觀中國兵威禮樂”，從而“服改氈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睹衣冠之儀，目擊朝章，知經(jīng)國之要”（《冊府元龜·諫諍部·直諫十一》）。唐朝的服飾、語言、禮儀以及國家治理的各項制度隨著學成歸蕃的吐蕃子弟傳入了邏些。社會生產(chǎn)層面，吐蕃也不忘引進唐朝各類先進手工業(yè)的匠人，高宗嗣位之際，松贊干布遣使“請蠶種及造酒、碾、硙、紙、墨之匠”，均得到了批準。（《舊唐書·吐蕃傳》）

武則天統(tǒng)治時期吐蕃也曾請婚，可隨著時任贊普的赤都松英年早逝，婚事便被擱置。直到中宗復位，吐蕃再發(fā)和親使，雙方才重新定下第二次和親。這次聯(lián)姻的主角是金城公主，她的嫁妝依然豐厚：數(shù)萬匹錦繒、雜伎和各種工匠；醫(yī)藥、卜算等書籍，還帶去龜茲樂、《秦王破陣樂》等唐代音樂。值得一提的是，現(xiàn)今在拉薩仍能看到部分唐代樂器。

金城公主入藏后成為唐蕃交往的一個重要媒介，尤其在唐玄宗統(tǒng)治時期，唐朝與吐蕃在西北邊境時戰(zhàn)時和，每次請和或會盟都是借金城公主的名義向唐朝提出的。這一時期吐蕃繼續(xù)擴大對唐朝文化的輸入，開元十八年（730）還以金城公主之名向唐朝求取《毛詩》《禮記》《左傳》《文選》，漢地儒學開始系統(tǒng)地傳入吐蕃。

吐蕃占領敦煌：唐、蕃文化的交織與融合

天寶十四載（755）年底爆發(fā)的安史之亂打斷了唐朝與吐蕃間的平衡關系：唐王朝集中力量鎮(zhèn)壓安史叛軍用了八年，再往后又需面對藩鎮(zhèn)的種種問題；吐蕃則趁著唐朝無力西顧之機逐步占領了原屬唐朝管轄的西北大片土地。廣德二年（764）吐蕃占領河西節(jié)度使駐地涼州（今甘肅武威），切斷了河西、西域與唐中央的聯(lián)系。接著吐蕃占河西諸州，最終在貞元二年（786）占領沙州。唐朝的沙州就是敦煌，它在古代絲綢之路上一直是商旅往來、各民族和文化交融的重鎮(zhèn)，在吐蕃占領期間依舊保持了經(jīng)貿(mào)、文化交流的樞紐地位。敦煌藏經(jīng)洞發(fā)現(xiàn)的文書中有不少吐蕃占領時期的官文書、社會經(jīng)濟文書和佛教文書，通過這些文獻，我們可以一窺吐蕃占領時期敦煌的社會實況。

吐蕃對敦煌的統(tǒng)治開啟了唐朝與吐蕃文化的大融合時期。吐蕃在占領初期先保留了一段時間唐朝的鄉(xiāng)里制，但不久又改變政策，將本土“部落”、“將”的基層組織推廣到包括敦煌在內(nèi)的廣大占領區(qū)。吐蕃在敦煌等地推行政令時，也吸收著唐朝在河西地區(qū)的管理制度。吐蕃王朝最早的稅收是征發(fā)“大料集”（主要是征發(fā)戶丁、糧草和兵馬，劃定負擔范圍等），吐蕃統(tǒng)治河西期間改為征收“突稅”和“地子”，實質(zhì)上是承襲于唐朝的戶稅和地稅。這期間吐蕃的司法制度更是從內(nèi)容到程序都借鑒了唐制，有學者指出新出現(xiàn)的“上訴”制就來源于漢唐以來的司法制度。除此之外，吐蕃還引入唐制完善了自身的告身及驛傳等制度。

這一時期吐蕃的贊普是赤松德贊，在他不遺余力的推動下，佛教于779年代替苯教成為吐蕃王朝的官方宗教。此后歷代贊普都推崇佛法，佛教在吐蕃的信眾增長迅猛。敦煌作為一個佛教文化興盛之地，自然地成為吐蕃人前往祈福和修行的重要目的地。我們從敦煌文書中看到，吐蕃本土的統(tǒng)治階層，甚至王室成員諸如太子、王妃都在敦煌做過抄經(jīng)祈福之事。吐蕃著名譯經(jīng)高僧法成以及赤祖德贊時期的僧相缽闡布也遠赴敦煌興佛。敦煌的名僧曇曠曾受學于長安，吐蕃占領敦煌后贊普慕名遣使問惑于曇曠，得法師口述《大乘二十二問》。另一位敦煌禪宗大師摩訶衍更是親往邏些傳法，影響非常大。

敦煌莫高窟中也留下了不少吐蕃占領時期修建的洞窟，如莫高窟第93窟、第159窟、第359窟和第361窟等。這一時期敦煌的壁畫，一方面有很多傳自中原的佛經(jīng)故事經(jīng)變，具有代表性的是描繪《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的經(jīng)變畫，還有從唐朝輸入吐蕃的文殊菩薩五臺山圣跡圖；另一方面，也融入了吐蕃的藝術風格，例如千手千缽文殊菩薩變相等密教圖像，以及明顯的波羅藝術風格。壁畫中大量出現(xiàn)身著吐蕃服飾的男性圖像，同時保留有著唐裝的女性形象，兩種服飾文化在藝術作品中得到了共存。邏些與敦煌跨越了距離，通過文化交融聯(lián)系在一起。

在這一階段，吐蕃的社會文化風尚也吹進了長安城。唐憲宗時的著名詩人白居易有一篇反映社會流行妝容的詩歌《時世妝》，內(nèi)有“烏膏注唇唇似泥”、“斜紅不暈赭面狀”的描繪，將嘴唇涂成黑色以及在臉上涂紅褐色顏料都是典型的吐蕃妝容。安史之亂后吐蕃在軍事上展露了強勁的勢頭，加上唐、蕃關系在憲宗統(tǒng)治期間的趨好，吐蕃的文化在長安被更廣泛地傳播。

穆宗即位后唐、蕃再次約和。長慶元年（821）十月，唐、蕃在長安舉行會盟，史稱“長慶會盟”，此后雙方實現(xiàn)了長久的和平。長安的會盟儀式完成后，唐朝派大理卿劉元鼎為會盟使前往吐蕃。長慶二年五月，在邏些舉行第二場儀式，吐蕃大論缽闡布、尚綺心兒等出席。雙方還將盟約刻石為證，分別在長安和邏些立碑。拉薩的長慶會盟碑迄今保存相對完好，歷經(jīng)千年見證著漢、藏關系的友好。劉元鼎出使之事備受唐、蕃兩方的重視，他前往吐蕃的路線、在蕃廷的見聞都前所未有地被官方記載下來，甚至還收入了正史。據(jù)《新唐書·吐蕃傳》，唐朝使團在邏些受到隆重的款待，他們初抵蕃廷就被安排了宴請：“飯舉酒行，與華制略等，樂奏《秦王破陣曲》，又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百伎皆中國人?！笨梢姰敃r的蕃廷已經(jīng)非常熟悉唐朝的禮儀與伎樂，與唐朝本土幾乎無異。

歸義軍時期：唐、蕃文化交融在敦煌的延續(xù)

大中二年（848），敦煌爆發(fā)以張議潮為首的起義，驅(qū)逐了吐蕃軍閥。緊接著張議潮遣使長安，重歸唐朝，大中五年（851）被唐宣宗正式冊封為“歸義軍”。敦煌歷經(jīng)張氏歸義軍政權、西漢金山國（張氏所建，后改為“敦煌國”）、曹氏歸義軍政權的統(tǒng)治，至1036年被西夏占領，這段時期都可以歸為“歸義軍時期”。

歸義軍政權建立后，張議潭（張議潮之兄）就親身入侍長安，敦煌與長安間恢復了持續(xù)的往來。張議潮在起事兩年內(nèi)接連收復沙、瓜、肅、甘、伊五州，局勢穩(wěn)定后便著手廢除吐蕃的部落、將制，重建唐朝的州縣、鄉(xiāng)里制。因為張議潮起義高舉的是歸唐的旗幟，所以歸義軍政權在各項治理措施上都推動著唐朝制度的恢復。但此時的敦煌經(jīng)歷了吐蕃長達62年的占領，當?shù)丶昂游髌渌貐^(qū)仍留有大量的吐蕃移民，吐蕃的影響自然也延續(xù)了下來。首先在官制上，歸義軍廢除了吐蕃在敦煌的“乞利本”、“節(jié)兒”等軍政長官，改用唐朝的節(jié)度使、長史等職官。賦稅制度上，歸義軍政權向百姓改收“地稅”和“地子”，實為戶稅和田畝稅，也是唐制與蕃制的混合。敦煌地區(qū)的僧官，在名稱上從吐蕃時期的“都教授”、“教授”，恢復為唐朝的舊稱“都僧統(tǒng)”、“僧統(tǒng)”，實質(zhì)上更接近于吐蕃時期的職能，只是僧官的權力變小，不再參與世俗社會的治理。文化教育上，歸義軍政權恢復了唐朝的官學制度、允許民間私學存在，但也保留了吐蕃時期的寺學（吐蕃時期的教育由佛教寺學壟斷）。

歸義軍時期漢、藏文化的合流，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畫與造像中表現(xiàn)得更為直觀。歸義軍時期的石窟，有一部分是吐蕃時期開鑿，后來續(xù)修完成的；另一些則是歸義軍時期獨立開鑿完成的。歸義軍時期開鑿的洞窟會刻意模仿早期的唐朝石窟形制，再次出現(xiàn)大型洞窟（吐蕃時期均為中小型洞窟）；另一方面卻在壁畫中大量沿用藏傳繪畫和波羅藝術風格，甚至出現(xiàn)了比吐蕃時期更加純正的波羅藝術風格造像，典型的如莫高窟第14窟盧舍那八大菩薩像曼荼羅等多鋪造像。歸義軍政權建立后雖然大力復興唐朝文化，但敦煌的大族在吐蕃占領時期接受了蕃地文化的熏陶，在以敦煌為中心的河西地區(qū)實現(xiàn)了深度的融合。

唐朝與吐蕃先是通過和親實現(xiàn)了文化從長安到邏些的傳播，經(jīng)過后續(xù)的沖突與會盟，以及吐蕃在西北地區(qū)的治理，唐、蕃文化進一步在敦煌匯聚。以長安、邏些和敦煌為中心，不同文化在多線傳播中互鑒、融合，然后散播到更為廣闊的西北、西南地區(qū)，與其他各族文化一起奠定了我們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文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