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博弈與“大陸形象”敵化建構——建構主義的視角

   　摘要：依據建構主義行為主體和結構相互建構的邏輯，國家間的無政府文化是行為主體之間實踐互動的結果。假若國家通過活動和交流建構的共有理念是互不承認生存權的敵人，相互之間的國家形象(共有的理念)就會都是敵人形象，也就是霍布斯文化;同樣的如果國家建構的共有理念是國家既可以自治、彼此競爭，又不能被消滅，相互之間的國家形象就是對手的形象，也就是洛克文化;如果國家建構的共有理念是國家既有主權，又彼此友好，即相互之間的國家形象就是朋友的形象，也就是康德文化。建構主義理論為我們分析兩岸關系以及大陸形象提供了一種方法，盡管兩岸關系完全不能等同于國際關系，但是溫特建構主義理論為我們解構兩岸關系頗具啟發(fā)。從兩岸官方互動的層面來理解，也就是說我們把中國大陸與臺灣看作“行為主體”，兩岸之間的互動形成了一種結構(兩岸關系)。兩岸關系的變化，反過來會促使行為主體在互動過程中重新定義或建構自己的身份和利益(理念)，并進而影響作為整體的“臺灣人”對中國大陸的認知與評價。就“敵化”建構而言，七十年來，兩岸基本維持了一個“敵對政治框架”和激烈博弈，無論是之前的“正統(tǒng)”之爭，還是后來的“統(tǒng)獨”之爭，兩岸雙方共構了“敵人形象”。

　　關鍵詞：兩岸博弈;大陸形象;敵化建構

　　在臺灣，“大陸形象”基本上循著兩個面向進行建構，一個面向是“敵化”，一個面向是“丑化”。就“敵化”建構而言，七十年來，兩岸基本維持了一個“敵對政治框架”和激烈博弈，無論是之前的“正統(tǒng)”之爭，還是后來的“統(tǒng)獨”之爭，兩岸雙方共構了“敵人形象”。本文試從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角度就此問題進行探析，拋磚引玉，以期方家指正。

　　一

　　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開始把體系結構作為國際政治的唯一分析層次，把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作為國際關系的最根本秩序原則。其他理性主義(如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學者在這個問題上與華爾茲觀點是一致的。阿爾特和杰維斯認為“無政府性是國際關系的根本事實”;奧伊指出：“國家處于永久的無政府狀態(tài)之中，因為沒有中央權威機構可以限制對主權利益的追求?！被鶜W漢的《霸權之后》以無政府性為起點研究國際制度。他把無政府性視為“表述了國際政治的特征”的基本體系要素。

　　國際關系學界普遍接受的定義是，無政府性即缺乏有政治權威的中央政府，

　　亦即華爾茲所說的“缺乏全體系范疇的權威機構”和基歐漢所說的“世界政治中缺乏一個共同的政府”。幾乎所有國際關系的理論研究都認為，無政府性是國際體系的固有屬性，也是國家行為體的國際行為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成為國際關系的第一推動，成為一切國際關系研究的起點。

　　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冷戰(zhàn)的結束，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應運而生并迅速發(fā)展。美國學者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提出了建構主義的兩個核心概念：一、人類的社會結構是由人類社會的主流觀點塑造成的，而不是由物質力量驅使成的;二、社會舞臺上出現的角色受到的影響來自于他們的認同和利益，而不是本性。建構主義認為行為體與結構是互相建構的，認為人、組織或國家的行為都是社會建構的，并不遵循一個不變的秩序或原理。

　　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主張應從社會學視角看待世界政治，注重國際關系中所存在的社會規(guī)范結構而不是經濟物質結構，建構主義強調觀念、規(guī)范和文化在國家行為及利益形成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尤其是建構性作用。溫特在他的集大成之作《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全面提出了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理論。他認為國際體系結構不僅影響了作為個體施動者的國家的行為，而且更能夠影響國家的身份與利益。前一種影響溫特稱之為國際體系結構對國家行為的因果作用，而后一種則是他所謂的國際體系結構對國家身份與利益的建構作用。

　　溫特認為國際體系或國際結構不單是物質現象，還是理念現象，在物質世界(指行為主體在一定社會中所處的相對位置，以及它們之間物質的實力分配的狀況)之外，還存在一個意義與知識的世界——由“共有的理念”所組成的世界(指的是行為主體行為的文化內容，譬如構成社會主流特征的信仰、規(guī)范、理念和認識等)。這個世界可以看作是行為主體對其周圍世界的解釋和理解，具體體現為各種觀念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與交鋒。通過如此的理念交流，國與國之間會形成對彼此的“認知”和“態(tài)度”，而這種“認知”與“態(tài)度”的總和，就構成了國際體系的“主觀結構”。依照建構主義的觀點，社會結構由三種基本成分構成：可以分享的知識、物質資源以及實踐。溫特認為，對于人類的行為來講，只有通過共用的知識結構，物質資源才被賦予含義。具體來說，各行為主體對理解、期待和知識的分享程度造成他們之間關系的性質，分享程度越高，各行為主體之間互信程度越高;而物質資源通過各行為主體所分享的知識結構而獲得含義，一定的含義系統(tǒng)確定行為主體對其周圍的物質環(huán)境做出一定的反應和理解。

　　除了“共有理念”，“身份”(或角色)也是建構主義核心概念之一。溫特將“身份”作為“行為主體”的屬性，溫特認為身份可以產生動機和行為特征。他認為兩種觀念可以進入“身份”，一種是該行為主體持有的理念，一種是其他行為主體持有的理念。身份是由內在結構和外在結構建構起來的。國際體系中的國與國關系和社會中的人與人關系類似，作為國際社會中的成員，國家之間進行社會性的交流和互動，也會建立“共有的理念”，作為國家理念的組成部分，塑造著該國對自我身份和他國身份的認知。

　　由于建構主義認為國家的身份并非來自于天賦，而是在國際交往進程中確定的，這就為動態(tài)考察國家形象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溫特認為由國家之間交流和互動，建構而來的“共

　　有理念”可稱之為“無政府文化”，由此可以建構國家的身份。溫特指出，并非是體系中所存在的共有觀念或文化促進或阻礙了合作。國家間能否合作，合作能否維持，取決于個體對于自我與他者之間身份關系的確定，身份一旦確定，個體就會自然基于對他者的再現界定自我姿態(tài)。一國通過確定“一種獨特的自我對他者的姿態(tài)或取向”來決定他們之間的互動方式：是相互威脅、相互競爭，還是相互結盟。

　　溫特認為無政府狀態(tài)并不是一種單一的邏輯，而是至少存在三種結構：霍布斯結構、洛克結構以及康德結構，在這三種結構中分別是敵人、競爭對手以及朋友的角色在體系中占主導地位。與此相適應，他將“無政府文化”分為三種，分別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

　　霍布斯文化是以“人人為敵”的“敵人文化”。在這一無政府結構中，溫特指出，一國對于他國的角色定位是“敵人”。一旦角色確定，國家可能采取的對外政策和行為就會是：采取強烈的改變現狀的方式，摧毀或征服敵人;并不考慮可能的毀滅性后果，單純只為了最大限度地打擊對方;重視相對軍事力量;無限度地使用暴力。

　　洛克文化是“自己生存也讓他人生存”的“對手文化”。洛克文化是由競爭對手的角色結構建立的。競爭對手不像敵人那樣具有生死攸關的威脅，不會試圖統(tǒng)治和消滅對方。如果國家之間的相對主體地位是競爭對手，它們往往表現出以下的行為取向：承認相互主權，并因而有一個共有的期望——不會試圖奪取相互的生命與自由;由于主權制度的存在，安全已不再稀缺，因而國家會更加考慮絕對收益，重視未來效應;雖然競爭導致的沖突可能使得國家訴諸武力，但是軍事力量的意義已經不像對敵人那樣至關重要;一旦戰(zhàn)爭爆發(fā)，競爭對手會限制暴力的使用程度，不以消滅對方為最終目的。

　　康德文化是“非暴力、互助”的“朋友文化”?？档聼o政府結構的角色確定為朋友。在康德文化中，國家之間相互視為朋友，并為之遵循兩條基本規(guī)則：不使用戰(zhàn)爭和戰(zhàn)爭威脅解決爭端;以及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脅，雙方將共同作戰(zhàn)。簡而言之，就是非暴力規(guī)則與互助規(guī)則。朋友的角色定位并不說明在康德文化中不再會有爭端，只是確定朋友間的沖突不會再以暴力戰(zhàn)爭的形式來解決;并且由于預期其友誼的持久性，爭吵就不會有損其對彼此的互信。

　　不管是“敵人文化”、“對手文化”還是“朋友文化”，都是在國與國互動中由其他國家在認知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換言之，一國的國家形象是由該國與他國之間建構的“無政府文化”類型所決定的?；舨妓刮幕茉斓氖恰皵橙诵蜗蟆?，洛克文化塑造的是“競爭者(對手)形象”，而康德文化塑造的則是“朋友形象”。(三種“無政府文化”類型，見下表)

　　依據建構主義行為主體和結構相互建構的邏輯，國家間的無政府文化是行為主體之間實踐互動的結果。假若國家通過活動和交流建構的共有理念是互不承認生存權的敵人，相互之間的國家形象(共有的理念)就會是敵人形象，也就是霍布斯文化。同樣的如果國家建構的共有理念是國家既可以自治、彼此競爭，又不能被消滅，相互之間的國家形象就是對手的形象，也就是洛克文化。如果國家建構的共有理念是國家既有主權，又彼此友好，即相互之間的國家形象就是朋友的形象，也就是康德文化。

　　建構主義使我們了解到國家形象并非全由物質力量或實力所決定，它具有社會建構的特征，并且，從本源上而言，國家形象可通過行為體不斷互動建構出來，并得到一些模式化的社會實踐而不斷維持和加強。[1]其次，依據語言建構主義而言，論述可以建構社會事實，可透過語言與符號再現某些非物質性事物的功能事實，譬如“貨幣”，我們不單能從其物理屬性建構對它的認知，我們還可以用語言和符號將其意義再現出來。國家形象亦是如此，它是非物理性的東西與概念，需透過語言與符號再現產生。國家形象需透過傳播媒介再現與反映，才可能形成一國或國際社會對于另一國總體的評價和看法。誠如文化研究學者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所言，再現是一種過程，通過它，一種文化中的大眾成員以語言(廣義的定義為任何調配符號的系統(tǒng)，任何意指系統(tǒng))而生產其意義。

　　二

　　國家形象作為國際關系中的一種社會事實，同樣具有社會建構的屬性。從上述說明可知，因語言符號在社會建構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和作用，并與一定的價值與意義體系聯(lián)結一起，并由媒體再現了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以此塑造有關他者對某國國家形象的評價與看法。

　　可以說建構主義理論為我們分析兩岸關系以及大陸形象提供了一種方法，盡管兩岸關系完全不能等同于國際關系，但是溫特建構主義理論對我們解構兩岸關系頗具啟發(fā)。從兩岸官方互動的層面來理解，也就是說我們把中國大陸與臺灣看作“行為主體”，兩岸之間的互動形成了一種結構(兩岸關系)。兩岸關系的變化，反過來會促使行為主體在互動過程中重新定義或建構自己的身份和利益(理念)，并進而影響作為整體的“臺灣人”對中國大陸的認知與評價。

　　兩岸互動對于“大陸形象”建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1949年代兩岸分裂以來，兩岸建構的“共有理念”(無政府文化)，只有馬英九當政時期，兩岸雙方在堅持“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通過擱置爭議，短暫建構了積極、善意、“互幫、互助”為特征的康德文化的伙伴關系，兩岸也因此達成很多協(xié)議，收獲不少成果。除此之外，無論是兩蔣時期還是李扁蔡時期，兩岸關系結構就是典型的“霍布斯文化”類型，即雙方互不承認生存權的敵人，塑造的形象是“敵人”的形象。

　　草蛇灰線，伏脈千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中華民國”以戰(zhàn)勝國的身份參與聯(lián)合國，且躋身聯(lián)合國常任理事國之列。然而國內形勢卻日趨嚴峻，舉國盼望的和平局面沒有到來，盼來的是國共全面內戰(zhàn)。歷經三載即勝負已分，超出許多人的想象。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而國民黨軍則一路潰敗，最后于12月退守臺灣。1950年6月，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美國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臺灣問題也由此產生。

　　不偏不倚地來看，中國實質分裂成兩個敵對的政治實體，一個占據了大陸，名字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個敗退到臺灣，名字叫“中華民國”。在“臺獨”因素尚未形成干擾的時期，兩者之間的博弈和斗爭從未停歇，兩邊均宣稱自己代表整個中國、領土和人民。一方面，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在兩蔣時代念茲在茲地是要“光復大陸”;而另一方面，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天天喊著“一定要解放臺灣”。兩岸爭的是“文化正統(tǒng)”和“中國”的代表權。

　　但無論如何，那個時期的兩岸維持著“兩岸同屬一中”的共識。雙方在追求統(tǒng)一這一目標上是一致的，均主張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對“中國”的認同和感情是一致的、明確的，雙方的分歧無論多么嚴重，均認為是一個國家內部的分歧，也就是說雙方一方面政治上高度對立對抗，另一方面在“一個中國”和中國人身份認同的認知上又高度契合。也正是在這個共識之下實現了八九十年代返鄉(xiāng)探親的開展和兩岸經貿關系的重大突破，也是在這個共識之下實現了?；鶗秃f(xié)會的相繼成立以及兩岸兩會的協(xié)商談判以及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的達成。雖然從總的角度來看，那個時期兩岸互動建構的是一種“霍布斯文化”，維持的是一種敵對關系，但兩岸均將對方視作同胞兄弟，兩岸同為中國人的認知根深蒂固，與李、扁、蔡時期建構的霍布斯文化不可同日而語。

　　分裂后的兩岸選擇了兩條不同的道路。臺灣基本遵循了孫中山設計的五權憲法，在相當程度上應該屬于威權模式的資本主義的制度，實現了經濟騰飛和中華文化的發(fā)揚光大;而毋庸諱言，大陸的社會主義實驗明顯走了彎路，建國后陷入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和文化運動當中，但天佑中華，在結束十年“文革”后，中國大陸終于選擇了一條改革開放的發(fā)展道路。雖然兩岸所取得的“成功”均無法“折服”對方歸心于己，但很明顯，臺灣當局的“反攻大陸”和中國政府的“解放臺灣”都已顯得不合時宜了。隨著美蘇爭霸的日趨激烈和地緣政治的客觀要求，中美建交提上歷史日程，兩岸圍繞“中國”代表權的斗爭也一舉扭轉乾坤，1971年10月25日是第25個臺灣光復紀念日，第26屆聯(lián)大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席位得到恢復而“中華民國”代表在全世界的眾目睽睽之下被驅逐，無可名狀的“挫敗感”結合了對中共的“不共戴天”的“仇恨”成為那一代臺灣人的集體記憶，此后的整個七十年代，一連串的挫敗感和屈辱感成為臺灣人悲情意識新的構材，也成為他們集體記憶的一部分。當然，這種時代“創(chuàng)痛”也成為日后“臺獨”分裂勢力經常消費的歷史情結。

　　但接下來八十年代后期發(fā)生的事件無疑擴大了兩岸本已存在的政治分歧。在臺灣，蔣經國生前主動結束長達38年的威權統(tǒng)治，將臺灣推上了以民主化和本土化為特征的政治轉型之路，解除報禁黨禁，雖然取得不俗的“民主成就”，但長期執(zhí)政的中國國民黨再也無法獨占和獨斷各種政策尤其是大陸政策的決策與執(zhí)行;而大陸，執(zhí)政黨于“六四”事件之后吸取社會動亂的教訓，選擇了一條強調社會穩(wěn)定與改革開放并重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經濟民生得到空前發(fā)展與改善，卻也因“缺乏民主”而被詬病為“極權”。兩岸的差異無可避免地擴大和深化，從價值取向到政治制度到意識形態(tài)再到社會文化，所有的維度上都出現了斷裂，同文化間無可救藥地出現“類文明斷層線”，從而在兩岸民眾日益密切的交流交往中引發(fā)不適、齟齬和沖突;而兩岸之爭也因為“臺獨”因素的加入，從昔日的文化正統(tǒng)之爭順勢演變?yōu)椤敖y(tǒng)獨”之爭。而臺灣內部，在合力的作用下政治變遷導致嚴重的社會后果，臺灣這艘航船越來越不顧一切地從國家統(tǒng)一的道路上掉頭而去，于每個生命個體來說，因為立場的不同，面臨重新選擇與站隊，統(tǒng)與獨，藍與綠，重新被定位?！芭_獨”幽靈的肆虐，使原來存在于兩岸的共識——“兩岸同屬一中”面臨愈來愈嚴重的挑戰(zhàn)。

　　1987年，在大陸強烈呼吁與不懈努力下，臺灣當局迫于民意的壓力，被迫開放臺灣民眾返鄉(xiāng)探親，以此為契機，兩岸同胞開始密切往來，兩岸結束長期隔絕對峙，兩岸關系出現難得的緩和的趨勢。然而在外交領域的較量和斗爭卻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兩岸依然維持著兩個“互相對立的政權”的架構，且各自擁有數量不等的建交國。雖然這些年里，圍繞臺灣的國際參與問題，通過協(xié)商談判，創(chuàng)造性地為臺灣以適當的名義和適當的身份參與非政府的國際組織做出了多種不同的安排，比如，體育領域的“奧運會模式”、經濟領域的“WTO(世界貿易組織)模式”、“APE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模式”、“亞洲開發(fā)銀行模式”等。但臺灣一方面在被迫接受安排的同時也總是指責大陸“打壓”，一方面又一而再再而三地伺機沖撞“一個中國”框架，在國際社會制造“兩個中國”、“一中一臺”，這也自然引來中國大陸的反對與遏阻。大陸政府堅定維護“一個中國”框架與臺灣當局尋求突破這一框架之間的矛盾成為一條主線。“臺灣企圖在國際社會制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努力從沒有停止過，也不斷遭到祖國大陸的反對，因此在國際社會祖國大陸堅定維護一個中國框架，與臺灣謀求突破這一框架，成為……未來兩岸較量的又一主線”。大陸堅定維護“一個中國”框架，與臺灣謀求突破這一框架，或者換句話說，臺灣尋求外交“突破”與大陸全力“遏阻”，便成為兩岸互動的標準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大陸所有反獨促統(tǒng)、遏制“臺獨”的作為一概被誣指為“打壓”、“霸凌”、“鴨霸”、“欺負”、“矮化”，所有“讓利”、“惠臺”等政策措施一概被曲解為“統(tǒng)戰(zhàn)計倆”而遭漠視。在“臺獨”勢力的持續(xù)沖撞與破壞下，兩岸維持的“一個中國”共識逐漸模糊和消失。在逐漸綠化的臺灣媒體的不斷渲染下，一個負面的“敵人”形象被建構，并且憑著媒體的巨大影響力成功影響了公眾認知。在臺灣公眾認知里，大陸政府對臺灣當局的態(tài)度是“不友好”的，這在歷次民調中都體現得極為明顯。

　　兩岸因為政治分歧與對立而爭執(zhí)不休，齟齬不斷，硬實力既無法令對方屈服軟實力又無法令對方折服，在李、扁、蔡獨派執(zhí)政的時期，兩岸爭衡變得越來越無情無義。兩岸在國際間的爭衡、折沖，無疑對臺灣民意轉向起到重要影響，恰恰是這三十年間，臺灣人的身份認同在內外部環(huán)境的涵育下，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無疑又反過來對兩岸關系的發(fā)展產生反作用。兩岸同胞間留下的本應該是守望相助的溫情，回望歷史看到更多的卻是相殘相殺的創(chuàng)傷記憶，一種固定的憎惡感積存于兩岸民意，一旦遇到節(jié)點，就會形成“零存整取”的效應，變成對彼此的不滿與怒火傾瀉而出，對兩岸關系造成更大的傷害，鬩墻之爭的殘酷越來越失去“相容相忍”的影子。從兩岸官方層面互動的過往可以看出，如果兩岸“對抗、互撕”，建構的必然是“霍布斯文化”，是“敵人的形象”，無論是兩蔣時期兩岸之“正統(tǒng)”之爭，還是李、扁、蔡時期兩岸之“統(tǒng)獨”之爭，都是如此，所建構出來的“大陸形象”一定都是“敵人形象”。

　　近些年來，一方面，隨著兩岸民眾的互動交流日益頻繁，雙方差異性因素難以掩飾，成為引發(fā)“惡評”甚至導致沖突的重要淵藪;另一方面，兩岸“政府”層面的外交博弈無可避免地外溢到體育、文藝等傳統(tǒng)與政治不相干的領域，屢屢釀成“文化沖突事件”，這些事件諸如2006年世界青少年運動會“搶旗風波”、2009年高雄世運會旗幟事件、2010年東京電影節(jié)大陸退賽事件、2013年“張懸事件”、2016年“周子瑜事件”、各種封殺涉獨臺灣藝人事件、2017年《英雄聯(lián)盟》洲際系列賽事件、2018年“劉樂妍風波”、2018年“九二面包風波”，以及2019年55屆金馬獎傅榆涉獨事件……，這些“文化藝術”領域互動的泛政治化操作，在資訊暢達的臺灣，所有這些方面均是新聞炒作的極佳素材，每一個新聞事件都會被利用，平面媒體會連篇累牘的結合新聞發(fā)表聳動的評論，電視節(jié)目除了滾動播出的新聞畫面，再配上一些名嘴、政客跑出來“帶風向”，而社交媒體更是將文字、圖畫、音視頻符號運用到極致，更多的煽動言論、聳動新聞隨處可見，惡毒的言論會迅速顛覆輿論場，掀起雙方“罵戰(zhàn)”，極度惡化兩岸民眾感情，強化兩岸民間對立氣氛，每每引發(fā)臺灣人的集體屈辱感。彼此充滿不信任，敵意如影隨形，戾氣無所不在，交鋒自然難免。

　　三

　　從兩岸博弈的過往可以看出，馬英九執(zhí)政八年，兩岸在堅持“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成功建構起了“互幫、互助”的“康德文化”，兩岸關系是一種“朋友”關系，雙方擱置爭議，互釋善意，互動熱絡，充滿兩岸一家親的氣氛，也因此達成很多協(xié)議，收獲不少成果。然而由于積怨太深，兩岸互動的基本模式，無論是兩蔣時期兩岸之“正統(tǒng)”之爭，還是李、扁、蔡時期兩岸之“統(tǒng)獨”之爭，不外乎是互相丑化、互相恐嚇、互相叫囂、互相競爭，這樣一種“對抗、互撕”的模式，建構的必然是“霍布斯文化”，是一種敵對的關系。毋庸諱言，“臺獨”和反“臺獨”是兩岸關系的結構性矛盾，而對立性和對抗性是兩岸關系的主要表現形式。在大眾媒體和新媒體的共同建構下，以負面形象為主色調的“大陸形象”在臺灣民眾的心中扎下根來，揮之不去。這些負面形象是多棱復合體，首先，大陸政府是“不友好”形象，再加上臺灣媒體習慣于將“中共政權”誤指為“極權政權”和“貪腐”;而對“一國兩制”又素無好感，認同“一國兩制”的比例微乎其微;而他們眼中的大陸民眾，更是素質低下的形象……。

　　兩岸是要走向對抗互撕，還是走向互幫互助，是選擇“霍布斯文化”還是選擇“康德文化”，建構一種“敵對關系”還是建構一種“朋友關系”，關鍵就是要看是否承認“九二共識”這一政治基礎，關鍵是否遵守“一個中國”原則。所謂“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就是這個道理。事實一再證明，是否承認“一中框架”的“九二共識”，是兩岸關系發(fā)展是否順利的關鍵。否認“九二共識”，主張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就是對兩岸現實的挑戰(zhàn)，敵對關系為特征的“霍布斯文化”也就成為兩岸關系的常態(tài)，兩岸的和平也就無從談起。（作者 安拴虎 閩南師范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