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關系緩和催動中東局勢轉變

　　【管窺天下】大國關系緩和催動中東局勢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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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特和伊朗、沙特和土耳其等國緩和關系，一方面與美國調整中東政策有關，另一方面也因為各國疫情緩解，抱團紓困的意愿加強。大國關系緩和有助于中東熱點問題降溫，但并不能消除一些國家間根深蒂固的矛盾。

　　進入5月以來，中東地區(qū)國家間互動頻繁，地區(qū)局勢悄然生變。

　　5月12日，伊朗外長扎里夫在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表示，伊朗與沙特進行了一些接觸，伊朗已準備好和沙特建立“緊密聯系”。伊朗剛剛在5月10日證實，沙伊正在進行會談，以期竭盡所能解決兩國間的問題。

　　5月10日至11日，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盧訪問沙特，與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就土沙關系及地區(qū)事務交換了意見。

　　5月10日，卡塔爾埃米爾塔米姆訪問沙特，與沙特國王薩勒曼和王儲穆罕默德進行了會談，這是塔米姆今年的第二度訪沙行程。與1月5日應邀出席在沙特歐拉舉行的海合會首腦會議不同，塔米姆此行是專程對沙特的訪問。

　　5月5日至6日，在埃及首都開羅，埃及副外長洛薩和土耳其副外長厄納爾分別領銜的外交團隊進行了2013年以來兩國間首次正式外交磋商。

　　從以上中東國家間的密集互動不難看出，埃土關系、沙土關系、沙卡關系、沙伊關系等都在朝著緩和的方向前進。

　　這些接踵而來的系列會晤絕非偶然與巧合，而是當前國際大背景與中東形勢變化的共同作用使然。

　　美國政策調整引發(fā)聯動

　　美國拜登政府中東政策的調整，對中東國際關系產生了直接的聯動效應。

　　美國作為中東國際關系中最具影響力的域外勢力，其全球戰(zhàn)略的調整及隨之而來的中東政策的改變，都會對中東地區(qū)產生難以低估的影響。美國政府有關中東政策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被地區(qū)國家敏銳捕捉到，不論是美國的中東盟國還是敵對國家，都會針對美國的態(tài)度變化而“見縫插針”采取行動，以適應中東地區(qū)形勢的新走勢。

　　埃土關系破裂因2013年穆爾西總統(tǒng)被罷黜事件而起，而美國對埃及軍方和埃及穆兄會的迥異態(tài)度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特朗普政府上臺以后，其對以色列的極度偏袒、對伊朗的超強遏制和對中東盟友的有效整合，更加促成了中東地區(qū)大國間的陣營化博弈。以卡塔爾斷交危機為切入口，沙特、埃及等國與伊朗、土耳其等國的對抗日漸加劇。

　　拜登政府上臺后，其希望在中東展開平衡外交的趨勢逐漸顯露，中東大國陣營化博弈的堅冰逐步被打破。

　　埃土關系、沙土關系、沙卡關系、沙伊關系從對抗到緩和的背后，實際上意味著中東陣營化博弈難以最大限度實現中東地區(qū)的和平與安全利益。

　　以上多組關系轉變的背后，其核心仍是沙伊關系。

　　拜登政府通過“卡舒吉報告事件”對沙特適度旁敲側擊，通過釋放重返伊核協(xié)議和解除對伊制裁的信號，使得美沙關系與美伊關系發(fā)生了一定程度上此消彼長的變化。美國曾力挺的、以沙特和以色列為主要構成的反伊準聯盟正在降溫。

　　疫情緩解催生合作意愿

　　中東大國關系緩和的另一個原因，是在疫情整體有所緩解的態(tài)勢下，各國產生了抱團紓困的積極意愿。

　　2020年疫情給沙特、埃及、伊朗和土耳其等國造成經濟上的重創(chuàng)，進而給這些國家內部帶來社會乃至政治上的巨大危機，如何在2021年提振經濟、改善民生事關中東國家的內部穩(wěn)定。當前這些國家疫情的緩解，為領導人和官員之間通過面對面接觸來謀求關系的突破和改善創(chuàng)造了物理條件。

　　此外，盡管受到“疫苗民族主義”的影響，沙特、伊朗、土耳其和埃及等國還是通過不同途徑采購與獲取了疫苗，這為它們增加自身的“國家免疫力”和盡早恢復經濟奠定了基礎，為彼此間謀求經濟合作創(chuàng)造了可能。

　　有助于熱點問題降溫

　　當前中東大國之間關系的緩解，有助于中東局勢的整體緩和，也有助于這些國家之間發(fā)展良性的雙邊或多邊關系。復交或提升外交關系級別并在此基礎上恢復正常的國家間關系，是一定時期內可以預見的中東大國間的基本交往模式。

　　不過，由于中東地區(qū)深層次的政治、經濟、教派、地緣等方面的矛盾依舊，再加上美國為代表的域外大國的深度插手，中東大國間的沖突具有周期性特點，一時關系的改善并不意味著根本矛盾的消解。

　　拜登政府只是從戰(zhàn)術上對其中東政策進行了調整，在遏制伊朗問題上與前任政府之間并無根本立場的區(qū)別，這也會影響到相關國家與伊朗之間關系改善的程度和關系發(fā)展的深度與廣度。

　　盡管如此，沙伊等國關系的改善還是有助于中東諸多熱點的降溫，如也門問題、敘利亞問題和利比亞問題等。也門與敘利亞問題主要是沙特與伊朗矛盾激化的體現，而利比亞問題則交織著埃及與土耳其的矛盾。這些熱點問題具有明顯的代理人戰(zhàn)爭色彩，中東大國關系的調和將會直接作用于這些問題并產生一定成效。

　　而與此同時，作為中東地區(qū)根源性問題的巴勒斯坦問題則有可能升溫。就在中東大國關系改善、相關熱點問題朝著積極方向發(fā)展的時候，巴以又因東耶路撒冷問題爆發(fā)了新一輪的暴力沖突。巴勒斯坦問題的長期性與復雜性，將會給中東其他熱點問題帶來“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作用，也會波及中東大國之間的關系。

　　總而言之，當前中東大國關系邁向緩和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但這條和解之路將會是機遇與風險并存。

　　(作者為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研究員)

　　鈕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