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fā)現(xiàn)的馮沅君博士學位論文《詞的技法和歷史》——兼論馮沅君的詞學研究

作者：車振華（山東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焦宏麗（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1932年，著名作家、學者馮沅君與丈夫陸侃如一起赴法國巴黎留學，于1935年同獲博士學位。馮沅君回國后極少提及在法讀書的情形，至于其博士學位論文，學界更是一無所知，或言戲劇研究，或言詩學研究，但都沒有資料支撐。袁世碩、張可禮兩位先生編纂的《陸侃如馮沅君合集》基本囊括了目前學界所能見到的包括馮沅君文學創(chuàng)作在內(nèi)的所有著作，但因為缺少馮沅君的博士論文，編者深以為憾?！逗霞返谝粌浴扒把浴辈糠帧榜T沅君傳略及學術(shù)貢獻”中說：“遺憾的是現(xiàn)在我們不知道馮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的題目是什么?！钡谑鍍浴瓣戀┤?、馮沅君論著創(chuàng)作譯著年表”的“有待查考、未編年部分”中也注明缺少馮沅君在法國撰寫的博士學位論文。

留學法國是馮沅君學術(shù)生涯的一個重要節(jié)點，其博士學位論文的重要意義不言自明。近日，在山東大學關(guān)家錚先生的幫助下，筆者得見這份珍貴的資料，今聊綴數(shù)語，對其學術(shù)史意義略作敘述如次。

《詞的技法和歷史》的封面及目錄。資料圖片

一

馮沅君的博士學位論文用法文寫作，標題為LA TECHNIQUE ET L’HISTOIRE DU TS’EU，中文譯為《詞的技法和歷史》，授予博士學位的單位是巴黎大學文學院。論文署馮沅君的本名馮淑蘭（FENG SHU=LAN），身份為北京大學原講師、女子師范大學文學學士。

《詞的技法和歷史》正文分為五章，第一章討論詞的詞牌、韻律、修辭等基本知識和作詞的技法規(guī)則，第二章至第五章梳理出一條清晰的從唐末五代到清代的詞學發(fā)展史，并對代表性作家作品進行簡要論述。正文前有“前言”，后有中文對照索引，以及用法文寫作的參考文獻（列出了主要詞人的著作及版本）。馮沅君在“前言”中闡明她的研究動機：

“詞”是中國詩歌的一種主要體裁。但它在歐洲卻并不為人所熟知，據(jù)我了解，（在歐洲）既沒有“詞”的翻譯也沒有詞的批評研究。即便是在中國，到目前為止，關(guān)于“詞”的系統(tǒng)研究也微乎其微，但幾乎所有的文學院都會教授“詞”。這就是我進行該研究的動機所在。

由“前言”可知，馮沅君選擇以詞學作為博士論文選題，在于歐洲對于詞的了解不多，更沒有詞的翻譯和批評研究，因此，她要補齊這塊短板，向海外的學者和讀者全面普及詞的知識。

馮沅君赴法之前的詞學研究重點是詞人生平和作品風格，而對于詞的形式技法則未給予充分關(guān)注。在《詞的技法和歷史》中，馮沅君改變了這一格局，開篇第一章“詞的技法”就是對詞的形式的探討?！霸~的技法”分為“詞牌”“調(diào)式、聲調(diào)、押韻”“音律”“詞的修辭”四部分。馮沅君認為，詞是詩歌的一種，但詞的作法不同于其他的詩歌形式，她做這項工作意在讓讀者了解詞獨特的表達手法。她對詞牌的定義、類別、來源做了敘述，認為就創(chuàng)作詞牌而言，音樂人的作用比詞人重要，但音樂人由于自身社會地位低下，經(jīng)常會被忽略掉，而且通常情況下音樂人并不會創(chuàng)作詞句，因此他們的作品被遺忘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馮沅君介紹了詞的調(diào)式，并根據(jù)戈載的《詞林正韻》列舉了詞的19個韻部。她梳理總結(jié)了蘇軾、辛棄疾、周邦彥、姜夔等人使用最多的詞牌，認為不同的詞牌都有其獨特的調(diào)性，在詞牌的調(diào)性和根據(jù)這一詞牌創(chuàng)作的詞作的風格之間存在著非常緊密的聯(lián)系。馮沅君認為，音律在“詞”中的作用要比在“詩”（真正意義上的詩歌）中重要得多，她推薦萬樹的《詞律》和《欽定詞譜》作為參考資料，并以詞人的具體作品為例討論詞的音律。馮沅君從詞句的結(jié)構(gòu)、詞語修辭和思想修辭以及詩性的語言幾方面探討了詞的修辭問題，列舉了倒置、反復、譬喻等八種詞語修辭和影射、擬人、夸張等八種思想修辭。馮沅君強調(diào)，她無意于對詞的技法和規(guī)則做完整的論述，只是想給予那些想要創(chuàng)作或者閱讀“詞”的人以必要的信息。

二

《詞的技法和歷史》將詞的歷史分為“詞的產(chǎn)生”“詞的興盛”“詞的衰微”“詞的復興”四個階段。馮沅君認為，唐和五代十國是詞的產(chǎn)生期，出現(xiàn)了兩個代表性流派：一派是精致之風格，開創(chuàng)者是溫庭筠，于九世紀中期產(chǎn)生，十世紀后期衰落；另一派是簡潔之風格，代表人物有韋莊、馮延巳和李煜，產(chǎn)生于九世紀末期，直到北宋時期仍然繁榮。她對溫庭筠的評價是：“風格的矯飾是作者的優(yōu)點，同時也是他的不足。我們經(jīng)常著迷于溫庭筠用詞的華麗，但有時又厭倦它們的晦澀”，“盡管他的詞作十分晦澀，溫庭筠仍然是所有致力于詞的創(chuàng)作者中最偉大的先驅(qū)?！瘪T沅君也關(guān)注到敦煌千佛洞中的藏書，她引用《彊村叢書》《敦煌零拾》，對那些無名作者創(chuàng)作的詞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雖然作品的風格欠雅致，但其中包含的感情卻是深摯感人的”。對十國的詞人，馮沅君重點評述了韋莊、馮延巳與李煜這“三位偉大的作者”，認為韋莊的才能充分體現(xiàn)在有關(guān)他旅居江南的詞中；馮延巳那些表達愛情的痛苦或者贊美犧牲的美好的詞作中，真摯和熱烈的情感直擊讀者靈魂，其影響幾乎遍及宋朝初期所有的詞人；認為李煜對痛苦的深刻體驗和真實描寫是他成功的原因。

馮沅君打通北宋、南宋的界限，將宋代定義為“詞的興盛期”，認為這一時期詞人數(shù)量和傳世作品眾多，詞得到了普及，成為個人表達感情的常用形式，其形式也越來越成熟，涌現(xiàn)出一批著名的評論家。她將宋代詞人分為“周派”“蘇派”“辛派”“姜派”“獨立詞人”五類，認為周派的文學功績在于發(fā)展了慢詞，并且創(chuàng)造了新的詞牌。其特點是情感熱烈、描寫細致、表達精練和用語通俗，張先、柳永和歐陽修是這一派別的首創(chuàng)者，周邦彥是領導者。馮沅君認為，周邦彥有能力創(chuàng)造既工巧又新穎的表達，尤其精于融化前人詞句，創(chuàng)作了一些超越所有前輩的詞，這些詞預示了姜派的產(chǎn)生?！霸谒性~人中，沒有人像他一樣擁有如此強大的影響力”，馮沅君給予周邦彥極高的評價。

“蘇派”的創(chuàng)始人是蘇軾，追隨者有黃庭堅、晁補之、葉夢得和向子諲。蘇派與周派分庭抗禮，開創(chuàng)了豪放的詞風，標志著詞的一次解放。馮沅君認為，蘇軾在詞中描述所有能給予他靈感的內(nèi)容，也把一些散文的表達引入他的詞中，其風格是豪邁、剛毅、充滿力量的，他的作品是他正直而堅定的性格的反映，“讀者們被某種美所吸引，但不是世俗的女性之美，而是高山之美，大河之美，一種在其他的詞人身上找不到的美”。

以辛棄疾為代表的“辛派”是蘇派的繼承者，他們開啟了一個轉(zhuǎn)向和延續(xù)，使得主題變得更加多樣，表達更加散文化，風格更加遒勁。他們不甘于僅僅做個詞人，而是在作品中抒發(fā)愛國主義情懷和描繪自己的英雄夢想。馮沅君指出，辛棄疾善于在他的詞中融入前人的作品，還經(jīng)常使用通常只是被用于散文中的字和短語。針對辛棄疾受到的恃才傲物以及他的詞太散文化、缺乏詩意的批評，馮沅君辯護道：“他的天賦使得他可以做所有他想做的事情。他的作品具有騎士般的優(yōu)雅以至于讀者忘卻了他的弱點，如果他有的話?！?/p>

“姜派”的領導者是姜夔，擁護者有史達祖、吳文英、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平、王沂孫和張炎等。這個詞派將音律視為重中之重，同時也沒有忽略修辭的規(guī)則，他們非常接近周派，但是絕對禁止色情描寫。馮沅君對姜夔為南宋詞的光輝歷史作出的巨大貢獻給予高度肯定，同時也指出，他過于突出音樂和修辭的重要性，為后來的詞人開辟了一條危險的道路。

馮沅君將晏氏父子、秦觀、賀鑄、李清照和范成大作為“獨立詞人”分別加以論述，她認為李清照是宋朝甚至整個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女詞人。

三

《詞的技法和歷史》除了論述詞的高峰期，還將研究視野投向金、元、明、清，鮮明體現(xiàn)出馮沅君文學史觀的豐富和發(fā)展。在出版于1931年的馮沅君與陸侃如合著的《中國詩史》中，詞的研究是“近代史詩”的一部分，分為“李煜時代”（中晚唐、五代十國）、“蘇軾時代”（北宋）、“姜夔時代”（南宋）三篇。馮沅君秉承王國維“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文學史觀，只敘述詞的“光榮時期”,在論完張炎之后便宣布“詞的光榮的時代到此已結(jié)束了，以后便是散曲的時代了”，對于宋代以后詞的情況只字不提。出版于1932年的馮、陸合著《中國文學史簡編》也只談宋詞。雖說《中國詩史》立意不在于建構(gòu)一部完備的中國詩歌通史，但摒棄成就很高的清詞，未能展示詞史的整體面貌，以現(xiàn)代學術(shù)眼光來看，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

雖然在《詞的技法和歷史》里馮沅君仍然認為“曲”（戲劇化的詩）這種新文學體裁的盛行，使得包括詞在內(nèi)的其他文學體裁或多或少都被忽視了，但是她打破了《中國詩史》只論唐五代詞和兩宋詞的局限，承認文學發(fā)展的內(nèi)在規(guī)律性，并沿著詞的發(fā)展脈絡向下追蹤，將金代、元代、明代作為詞的衰微期，將清代作為詞的復興期。她說：“就像散文、戲劇和‘詩’（真正意義上的詩）一樣，元代的詞也可以說是前兩個朝代的詞的繼承者?！彼信e了元好問、白樸、趙孟頫、張翥等名家的詞作，并將后三位稱為元代的“大師級詞人”。

馮沅君對金、元、明三代的詞人評價并不高，認為他們只是模擬前人而無自己的創(chuàng)造：“韋莊和李煜的影響體現(xiàn)在趙孟頫、陳子龍等人的作品中；蘇軾和辛棄疾的影響體現(xiàn)在元好問、白樸、高啟等詞人的作品中；張炎和史達祖的影響體現(xiàn)在張翥、仇遠、楊基等的作品中。但是，事實上，他們中沒有任何一位能創(chuàng)作出一流的作品?！彪m然如此，肯為金、元、明三代的詞作史，對于馮沅君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突破。

馮沅君高度評價清詞的成就，認為這一時期涌現(xiàn)出很多大家。她將清詞分為“陳派”“朱派”“納蘭派”，其中“陳派”代表人物是陳維崧，主要成員有吳綺、萬樹、黃景仁、張惠言和文廷式，傳承自蘇軾和辛棄疾；“朱派”代表人物是朱彝尊，主要成員有曹溶、厲鶚、項鴻祚、鄭文焯等，傳承自周邦彥和姜夔；“納蘭派”的代表人物是納蘭性德，主要成員有彭孫遹、王士禎、顧貞觀等，傳承自韋莊、馮延巳和李煜。值得一提的是，馮沅君將王國維作為“納蘭派”的成員來討論，認為他非常善于表現(xiàn)愛情的痛苦和贊頌犧牲的美好，風格接近馮延巳但更為雅致。

《詞的技法和歷史》對清詞的關(guān)注不限于詞人和詞作，馮沅君專列一節(jié)“批評研究”來討論清詞的理論批評，介紹了《詞律》《欽定詞譜》《詞林正韻》等關(guān)于詞的技法方面的研究著作，以及《詞綜》《歷代詩余》兩部詞選，《詞苑叢談》《詞林紀事》《聽秋聲館詞話》《賭棋山莊詞話》和《人間詞話》等詞學批評著作。

馮沅君對詞的未來作了展望。她認為“新詩”“自由詩”“散文詩”等新文體的興起打破了詩、詞、曲在一千多年的時間里就一直恪守著的規(guī)則，詞在某種程度上被宣判了死亡。馮沅君悲觀地斷言，試圖復活詞的“新詞”運動注定失敗。詞的研究只是一種歷史研究，“詞”這一術(shù)語也將成為過去式。

四

《詞的技法和歷史》可看作馮沅君詞學研究的第三個階段。20世紀20年代，馮沅君開始以古人治經(jīng)史之學的方法和精神來治詞，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和《語絲》發(fā)表以《南宋詞人小記》為總題的七篇考證文章，包括研究周密的三篇：《周草窗年譜》《周草窗朋輩考》《周草窗詞學之淵源》，研究張炎的三篇：《玉田先生年譜》《玉田家世與其詞學》《玉田朋輩考》，附錄研究張炎曾祖張镃的《張镃略傳》，對周密、張炎的家世、生平、交游、詞學淵源和創(chuàng)作情況進行了深入探究，盡顯其文獻考據(jù)的深厚功力。這是馮沅君詞學研究的第一個階段。

《中國詩史》是馮沅君詞學研究的第二個階段。她在文獻考據(jù)和傳統(tǒng)詩學品評的基礎上，充分運用比較研究、文化研究等方法，輔以精警透辟的評論，構(gòu)建了一幅美輪美奐的“近代詩史”的宏大圖景。《中國史詩》對詞的論述非常學理化，每一篇由“導論”引起，包含歷史背景和鳥瞰總論，涉及作家、作品等具體問題時，多引諸家之說加以考證辨析，其結(jié)構(gòu)框架與學術(shù)觀點奠定了后來詞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在兼顧史的線索與風格流派上，《詞的技法和歷史》承襲了《中國詩史》。但是，以詞學知識普及為主的創(chuàng)作動機，決定了《詞的技法和歷史》的寫作風格，即舍棄那些略顯煩瑣的綜述和引證文獻，代之以簡潔平實的描述性語言，力求高度凝練地講清楚詞的形式技法和一千多年來的發(fā)展史。其作為學術(shù)著作的嚴謹性并不因知識性和普及性的行文風格而受到影響，論文中中文索引多達兩千余條。另有五百余條腳注，對涉及的人物、著作、職官、地理等文史知識進行解釋說明，其中大多是中國讀者習見的常識，例如，把“翰林學士”注釋為“類似于法蘭西學院院士”，把“賦”注釋為“有韻律的散文”，極大方便了西方讀者的接受。

《詞的技法和歷史》既是馮沅君詞學研究的一個新階段，也預示著其學術(shù)歷程的重大轉(zhuǎn)折。在此之后，雖有零星論文發(fā)表，但馮沅君已不再系統(tǒng)從事詞學研究，而是獨辟蹊徑、開疆拓土，以會通中西的眼界，以歷史考證的方法，開啟了戲曲俗文學研究的光輝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