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宮看見中國史》大受好評
祝勇把故宮的歷史與個人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如果時間是一條長河,那么故宮就是這條長河上的一顆璀璨明珠。雖然它只有六百多年的歷史,但卻珍藏了各個朝代的文物、典籍等歷史遺產(chǎn),匯集和凝聚了中國數(shù)千年的悠遠歲月。
在著名作家、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看來,透過故宮,歷史是可以看見,也是可以走近的。
這些年來,祝勇撰寫了《故宮六百年》《紙上繁花》《在故宮尋找蘇東坡》《故宮的古物之美》等作品,構(gòu)建起了一座“紙上的故宮”。其中,《在故宮看見中國史》202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一經(jīng)推出即備受讀者好評,頻頻登上各種“好書榜”。百忙之中,祝勇接受了北京青年報記者的專訪。
以物證史、以史說物在物與史之間架起一座橋梁
記者:您的“故宮系列”中原本就有《在故宮看見中國史》這本書的計劃嗎?為什么要寫這本書?
祝勇:寫這本書的初衷緣于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文物都牽動著歷史,是歷史的證物,所以,每次面對它們的時候,我都會想到它們背后的歷史,它們在是什么情境下產(chǎn)生的?它們經(jīng)過了怎樣的歷史煙云走到我們眼前的?
過去我們講歷史,更多是與文獻結(jié)合,很少與文物結(jié)合。觀眾到博物院看文物展覽,通常也止步于文物本身,而不能與歷史結(jié)合起來。因此我覺得以物證史、以史說物,在物與史之間架起一座橋梁,這種寫作非常必要。比如《在故宮看見中國史》有一篇寫到商鞅變法,在故宮博物院就收藏著一件大良造鞅鐓,是衛(wèi)鞅(即商鞅)于秦孝公十年被封“大良造”(“大良造”是爵名)之后鑄造的鐓,上面有十字銘文,就見證了這段歷史。因此寫作這本書的念頭早已有之,也是我“故宮系列”的一個組成部分。
記者:《在故宮看見中國史》寫作過程有多久?這本書可看出您史料閱讀量巨大,這些都是您在撰寫過程中看的,還是平時的閱讀積累?
祝勇:《在故宮看見中國史》可能是我寫作時間最長的一本書。大概從2010年開始動筆,前后寫了十幾年。全書共12章,講述自先秦至晚清的中國史,也是以點代面的寫法。每一章聚焦于某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段,比如第四章《大唐王朝的至暗時刻》專講安史之亂,但在橫向上和縱向上都有一些輻射,講歷史事件之間的關聯(lián)。
在史料的運用上,當然依賴平素的積累,只有當某件文物、某段歷史對我有所觸發(fā),我才會動筆去寫,而這種觸發(fā),是建立在自己對歷史的認知上,這種認知是通過平素的閱讀與思考形成的,臨時抱佛腳肯定是不現(xiàn)實的。當然出于寫作目的,會在這個基礎上再去尋找史料,所以寫作本身也是一個探索的過程,通過寫作可以完善、提高自己對歷史的認知。
記者:關于中國通史的書籍很多,您在寫作《在故宮看見中國史》時給自己的目標是什么?相比于之前關于故宮的書,這本書的難點和挑戰(zhàn)在哪里?
祝勇:我每次寫作都希望給讀者提供觀察歷史的新角度,而不是照搬史書,否則寫作就毫無意義。比如講到明亡清興這一段,除了大的歷史框架之外,我對崇禎的性格缺陷作了比較深入的分析,有一點精神分析的意味。他從無條件信任袁崇煥,到將袁崇煥凌遲處死,這個跨度太大了,令人感到不可思議。對此,我是這樣說的:
“崇禎就像一個怨婦,把自己的‘愛’毫無保留地交給一個人,卻空勞期盼,所有的甜言蜜語,原來都是空頭支票。站在他的角度上想,由愛生恨,這是必然的結(jié)果。愛和恨,像一對連體嬰兒,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難解難分?!薄爱敵绲澃炎约?、乃至整個帝國的命運都押在袁崇煥一個人的身上,怎能不輸?而對于袁崇煥來說,無上的榮耀里,就已經(jīng)埋伏了巨大的兇險?!薄俺绲潓υ鐭ǖ膽B(tài)度只有兩極,沒有中間地帶,用張岱的說法,叫‘黑白屢變’。然而,崇禎畢竟不是一個普通的怨婦,他是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quán)力,可以送人上天堂,也可以送人下地獄,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他把大兵壓境的恐懼感和江山危急的挫敗感全部發(fā)泄到袁崇煥身上,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八月,崇禎再度駕臨紫禁城平臺,正式宣布處死袁崇煥的決定,對這位衛(wèi)國功臣處以最殘酷的刑罰——凌遲?!?/p>
寫作中盡量在兩個維度上做到極致
記者:寫《在故宮看見中國史》時,有沒有讓您寫得感慨唏噓甚至落淚的內(nèi)容?
祝勇:每一章都很令我唏噓,因為我選擇的歷史節(jié)點不僅是關鍵的,充滿了各種變數(shù),也是復雜的,充滿了糾結(jié)、痛苦、掙扎。每一個當事人都試圖把握歷史的走向,同時又被歷史的洪流裹挾向前。在這種主動與被動之間,形成了敘述的張力。我聽說有讀者讀到袁崇煥被凌遲那一段有掉淚的。
記者:就您個人而言,您最喜歡哪個朝代,為什么?
祝勇:每一個朝代都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不堪的一面。如果一定要選一個,像許多人一樣,我也喜歡宋代,尤其是北宋。
喜歡宋代的理由,我在第五章《澶淵:戰(zhàn)爭與和平》中已經(jīng)說了。簡單說,宋代為士人開啟了一個廣闊的政治舞臺,政治環(huán)境相對寬松(當然只是“相對”),使士人可以去實現(xiàn)“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家國理想,文化上也比較開放,儒釋道文化都得到發(fā)展,因這種開放而締造了輝煌的文化,物質(zhì)生活也達到了一個高峰,從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宋畫、書法、瓷器等文物上都可以得到證明。
記者:這本書中并沒有提及元朝,為什么?
祝勇:《在故宮看見中國史》里面12章,并沒有覆蓋全部的朝代,所以我用了這樣一個書名,表明它并不是一個學術(shù)體,寫法上比較靈活,難免掛一漏萬。沒有提及元朝,是因為沒有找到合適的切入角度。
記者:您在書中,還橫向地比照了西方同時代的歷史,為什么?
祝勇:我在寫作中盡量在兩個維度上做到極致,這是我多年寫作的習慣,或者說是風格。一個維度是歷史大坐標、大脈絡,另一個是歷史細節(jié)。前者要大,后者要小。在《在故宮看見中國史》中自然是貫徹了這樣的寫法。最典型的是第二章《漢匈之戰(zhàn)》,上下數(shù)百年,從西漢寫到東漢,縱橫上萬里,從大漢帝國、匈奴帝國,一直寫到東羅馬帝國(正是因為大漢擊潰匈奴,導致匈奴人西遷,才最終滅亡了東羅馬帝國)。歷史有一種“多米諾骨牌效應”,或者叫“蝴蝶效應”,我把某一段具體的歷史放到一個更宏偉的框架內(nèi),可以避免孤立地看待某段歷史,看到不同歷史事件之間的聯(lián)系。
能在故宮工作和寫作,感到非常幸運
記者:在故宮呆這么久,是不是每個角落您都去過?您最喜歡故宮的哪里,為什么?
祝勇:不敢說每個角落都去過,至少大部分角落都去過吧。故宮是一個古建筑群,每個角落都有其獨特的美,很難說“最”,如果一定要說,我想說還是現(xiàn)在的故宮研究院的辦公地點“南三所”。它在東華門內(nèi),曾是清代皇子們居住的地方,東西排列的三個三進四合院,一律清色琉璃瓦,非常幽靜,我在最西的院落。我在那里讀書、治學、工作,度過了好幾個春秋,見證了故宮的風霜雨雪,感受故宮的生命律動,我把故宮的歷史,與我個人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了。
記者:作為故宮博物院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您在故宮日常的工作是怎樣的?
祝勇:主要有兩方面的工作,一是“研究”,二是“傳播”?!把芯俊狈矫妫覍懥艘恍╆P于“故宮學”的文章,發(fā)表在《故宮學刊》和一些學術(shù)期刊上,也出版了《故宮藝術(shù)史》《故宮文物南遷》這些書籍。
“傳播”方面,主要是利用當代傳媒手段,將學術(shù)成果活化,讓歷史、讓文物活起來,為傳承和發(fā)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服務。比如在紫禁城肇建六百周年之際,我們策劃了文化探訪節(jié)目《上新了,故宮》等。為迎接20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一百周年,為迎接故宮博物院北院區(qū)的建成,還有一系列傳播工程在推進中,包括紀錄片等影視作品,在不久的將來呈現(xiàn)給大家。
記者:您對于歷史的愛好,是從在故宮工作開始嗎?
祝勇:小時候就開始了。我父親的書架上有許多歷史方面的書籍,如《史記》這些正史,還有蔡東藩歷代史通俗演義。《史記》《焚書》《續(xù)焚書》《鹽鐵論》這些古籍我看不懂,只是瞎翻。蔡東藩的歷代史通俗演義我看得入迷,后來在廣播里聽劉蘭芳講評書《岳飛傳》,非常著迷,又看清乾隆年間成書的《說岳全傳》等書。
我那時候(70年代中后期)談不上喜歡歷史,實在是沒書可看,就翻父親書架上的書看,可能潛移默化中培養(yǎng)了我對歷史的興趣。故宮是觀察中國歷史的一個非常好的窗口,可以說獨一無二。故宮博物院的收藏不只是明清兩代,而是涵蓋了新石器時代以來近8000年的歷史歲月。尤其當我們面對新石器時代的彩陶、玉器,不只是“一眼千年”,甚至是一眼越過近萬年時光。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鄭欣淼先生說:“故宮是一部濃縮的中華8000年文明史?!边@些文物曾經(jīng)所親歷的時間尺度,不是我們能夠想象的;我們眼前的每一件文物,背后都隱藏著弘麗豐富的傳奇。能在故宮工作和寫作,我感到非常幸運。也正是因為有幸在故宮工作,我才能寫出《在故宮看見中國史》。
反對碎片化閱讀它正使人流于膚淺、急功近利
記者:現(xiàn)在流行短視頻和碎片化閱讀,您卻一直堅守文字,這種堅守困難嗎?寫作對您來說意味著什么?知道您癡愛紙質(zhì)書,那您現(xiàn)在接受電子書了嗎?會看電子書嗎?
祝勇:我從不認為我在堅守,因為我熱愛閱讀,每天都讀書,而且每天都讀不同的書,不只讀一種書。閱讀已成為我的生活方式,沒有閱讀,我不知道該怎樣過日子,所以就不存在堅守不堅守的問題。
我反對碎片化閱讀,它正使人流于膚淺、急功近利。比如“一分鐘讀懂《紅樓夢》”,這可能嗎?只能說無知者無畏了。像《紅樓夢》這樣的大書,不僅需要通讀,而且要一遍一遍地品味,甚至有可能伴隨我們一生,唯其如此,才能體味到它的精妙。還有人喜歡聽別人講書,這也是很荒唐的,閱讀是一個自己感悟的過程,怎么可能讓別人告訴你?這跟吃別人嚼過的饃有什么區(qū)別?比如《復活》,我讀大學時就讀過,去年拿出來重讀,感覺大不一樣,因為此次重讀,我把自己的人生閱歷加進去了。
閱讀是一種享受,更可以建構(gòu)我們知識體系、深化我們對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的認識。沒有系統(tǒng)的、深入的閱讀,我們不可能成為一個有精神力量的人。我只讀紙質(zhì)書,不讀電子書,也不在手機上的閱讀。我們讀書不只是讀內(nèi)容,也是一種審美、一種綜合性的審美,是一種只可意會、難以言傳的精神享受。讀紙質(zhì)書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紙質(zhì)書紙墨的味道、手觸的質(zhì)感、設計的精美等,都是這種幸福的來源。每當一本好的書握在手里,我都覺得自己的幸福指數(shù)提升了不少。我覺得只有紙質(zhì)書才能稱其為“書”,是形式和內(nèi)容的高度統(tǒng)一。
記者:您的工作很忙,是如何做到那么大的閱讀量的?您每天要看多長時間的書?
祝勇:有人不喜歡讀書,找了一個理由,就是沒有時間。找什么理由不好,非得找這個理由——沒有時間讀書,為什么還有時間刷手機呢?時間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每個人的一天都是二十四小時,誰也不多,誰也不少,顯然不是時間的問題,而是你覺得閱讀重要不重要,假如你覺得閱讀重要,一定擠出時間讀書。
有人說是因為時間太零散,沒有完整時間,刷手機比較適合這種零散時間,但他們手機一刷就是一個小時兩個小時。既然能夠利用零散時間刷手機,就能利用零散時間讀書。時間少,哪怕讀十分鐘、二十分鐘也可以。魯迅先生說過,他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在讀書上。這是說他也是用零散時間讀書的,化零為整,集腋成裘。不然你期待的“完整時間”,也許永遠不會到來。
我閱讀量還算不小,一是因為閱讀已成為習慣,晚上睡前至少閱讀一小時——這睡前讀書的時光,是我一天中最令我珍惜、最幸福的時光,當然白天也盡量抓緊時間讀書。除了在書房里閱讀,我出門會在包里放一本書,無論坐地鐵,還是在某個地方等人,都會把書拿出來讀。只要身上帶著書,我就不怕等候的人遲到。還有坐高鐵坐飛機,更會帶上書。幾個小時的旅程,讀書是最好的選擇,因為在飛機、高鐵上,基本上什么事都做不了,可以全神貫注讀書。許多書我都是在飛機上讀的,三四個小時的航程,我基本可以讀完一本十萬字左右的書(尤其是文學作品)。比如2022年應江蘇衛(wèi)視之邀,去珠海東澳島參加《我在島嶼讀書》第二季的拍攝,我在機場買了一本馬伯庸的《長安的荔枝》,飛機降落剛好讀完。我到東澳島不久,馬伯庸也到了,我剛好和他交流了這本書。如果是二十萬字左右的書,飛一個來回差不多可以讀完。旅途中帶書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不怕飛機延誤,越延誤我越高興,因為我包里有書,利用等飛機的時間,正可以好好閱讀。
記者:您的寫作有儀式感嗎?還是像一些人那樣,隨時可以寫,在飛機上、在車上,有了靈感都會寫?
祝勇:我寫作與閱讀不同,閱讀可以不拘地點,寫作我一般是在家里。因為我的寫作大部分涉及歷史,需要大量文獻,我不能脫離文獻寫作,我書房里的書,基本都是根據(jù)我寫作的需要配置的,像《清史稿》《蘇軾全集校注》等等,卷冊比較多,沒法帶到外地。但我坐飛機,電腦一般都隨身帶,如遇延誤,可以隨時打開電腦寫作或者修改,住在酒店里有時間空隙也可以寫。當然那種比較依賴文獻的書稿不能寫,可以寫一些散文或者隨筆。
記者:您差不多每天寫多少字?
祝勇:沒有一定之規(guī),狀態(tài)好時多寫,狀態(tài)不好就少寫。
記者:您寫作時會焦慮或有壓迫感嗎?如何處理這些情緒呢?
祝勇:沒有,一切順其自然。
年輕人學歷史不必貪大求深
記者:您覺得自己是悲觀的人還是樂觀的人,對歷史知道得越多,是越悲觀還是越樂觀?
祝勇:在這里引用法國年鑒派史學大師呂西安·費弗爾說過一句話:在動蕩不定的當今世界,唯有歷史,能使我們面對生活而不感到膽戰(zhàn)心驚。
記者:對于當下喜歡歷史的年輕人,您有什么建議?他們怎么從浩瀚的歷史中起步,慢慢深入?
祝勇:不必貪大求深,也沒有所謂的一步到位??梢詮哪阆矚g的書開始,一點點深入。
記者:您的“故宮系列”目前還有什么計劃?還有其他作品計劃嗎?例如寫懸疑小說。
祝勇:我2019年寫完歷史非虛構(gòu)著作《故宮文物南遷》,2020年開始寫作一部以抗戰(zhàn)時期故宮文物南遷為主題的長篇歷史小說《國寶》,是一部三卷本的長篇,一百萬字規(guī)模,是截至目前我規(guī)模最大的一本書,已有幸被中國作家協(xié)會列入“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寫了四年。
雖然我之前只寫過一部長篇歷史小說《血朝廷》,但我不是以小說見長的作家,這次純屬學習和摸索。目前寫完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一部已經(jīng)發(fā)表,第二部剛剛在《收獲》雜志長篇小說冬卷上全文發(fā)表。人民文學出版社也將出版《國寶》第一部和第二部。2024年新年之后,我將開啟第三部的寫作,爭取2025年以前完成,為故宮博物院成立一百周年獻禮。
文/本報記者 張嘉 供圖/祝勇
來源: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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