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研究：中原和新疆出土印太玻璃珠 實證海陸絲路貿易發(fā)展繁榮

　　中新網(wǎng)北京6月11日電 (記者 孫自法)小小的玻璃珠如今看來很稀松平常，但在距今兩千年前后，用來貿易的印度-太平洋(印太)玻璃珠卻非同一般，它們是古代不同地區(qū)間人員往來互動、經濟貿易發(fā)展的重要憑證。

　　論文第一作者、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博士生徐思雯，展示本次研究的中原出土印太玻璃珠。中新社記者 孫自法 攝

　　中國科學院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學系楊益民教授團隊最新通過對中原和新疆出土的30多顆漢唐時期印太玻璃珠進行深入研究，為中原地區(qū)海上絲綢之路和新疆地區(qū)陸上絲綢之路的興起、發(fā)展、繁榮提供重要實物證據(jù)。

　　論文第一作者、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博士生徐思雯，展示介紹本次研究的中原出土印太玻璃珠。中新社記者 孫自法 攝

　　在2022年6月11日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前夕，楊益民團隊在北京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對中國這兩處出土印太玻璃珠考古研究成果進行解讀。

本次研究的新疆(上)和中原(下)出土的印太玻璃珠。中新社記者 孫自法 攝

　　中原最早印太玻璃珠實證漢代海上絲路興起

　　楊益民介紹說，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博士生徐思雯與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喬保同合作，對王莽新政至東漢時期河南南陽出土的21顆玻璃珠進行科學分析，研究認為是中原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印太玻璃珠，從而實證2000年前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該研究成果論文已在國際科技考古學術期刊《考古科學學報：報告》發(fā)表。

　　論文第一作者徐思雯說，作為一種典型的貿易珠，印太玻璃珠自公元前4世紀開始在印度洋及西太平洋地區(qū)流行，這類玻璃珠由拉制法制成，直徑通常小于6毫米，珠體顏色單一。這次研究通過一系列高科技儀器分析，確定玻璃類型、呈色機制、來源以及潛在的貿易路線。

新疆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印太珠(圖中比例尺均為1毫米)。楊益民團隊 供圖

　　分析顯示，南陽出土21顆玻璃珠均屬于鉀玻璃，其中淺藍色、深藍色和黃色玻璃珠屬于高鋁低鈣型鉀玻璃，應原產于東南亞或中國南方;紅色玻璃珠為中等鈣鋁型鉀玻璃，其化學成分與印度阿里卡梅度(Arikamedu)遺址和泰國富考通(Phu Khao Thong)遺址密切相關。玻璃的紅色、黃色、淺藍色和深藍色等色調，分別由金屬銅顆粒、鉛錫黃II型顏料、銅離子、鈷和錳離子導致。該研究還表明，漢代廣西先民可能已掌握印太玻璃珠的制作工藝。

　　徐思雯指出，來自海外的玻璃珠沿海上絲綢之路傳至廣西合浦一帶，這里不僅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也是內河運輸?shù)钠瘘c。此前，印太玻璃珠在江河沿線(如益陽、長沙、永州等城市)時有發(fā)現(xiàn)，表明其在漢代主要依靠水路運輸。

　　她認為，南陽的印太玻璃珠很可能就是沿著海上絲綢之路進入兩廣，然后沿南流江、北流河、珠江、桂江、湘江、長江、漢水北上，最終經由白河到達南陽。鑒于印太玻璃珠的時空分布特點，說明東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更加繁榮，依靠江海聯(lián)運將海外商品輸入中原。

　　新疆玻璃珠研究表明拉制法技術已西傳薩珊

　　在對中原出土玻璃珠進入研究的同時，徐思雯還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博物館研究館員王博、中國科學院大學特別研究助理韓賓博士合作，對新疆吐魯番約公元7-8世紀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15顆玻璃珠進行研究分析，認為它們是來自古波斯文化巔峰時期薩珊帝國(公元224-651年)的印太玻璃珠，表明薩珊先民已經掌握由東方傳過來的玻璃珠拉制技術，相關成果已在國際材料學專業(yè)學術期刊《國際陶瓷》上發(fā)表。

　　徐思雯說，印太玻璃珠成分也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多為礦物鈉鋁玻璃和礦物鉀玻璃，具有薩珊玻璃成分的印太玻璃珠在公元4世紀前后出現(xiàn)，而薩珊地區(qū)的玻璃制品以玻璃器為主，拉制玻璃珠十分罕見。

　　學界對于薩珊印太玻璃珠來源主要持兩種觀點：一是居住在波斯灣一帶的印度工匠所制;二是東南亞進口薩珊生產的初級玻璃進行再加工，之后再出口至各地。不過，這兩種觀點雖各有千秋，但在南亞/東南亞以外是否存在生產此類珠子的玻璃作坊仍有爭議。

　　徐思雯指出，本次中國新疆出土玻璃珠研究利用一系列先進技術和手段，對阿斯塔那古墓遺址出土的15顆玻璃珠進行研究分析，結果表明，阿斯塔那玻璃珠在形態(tài)上屬于印太玻璃珠，其中13顆成分上為植物灰鈉鈣玻璃類型且屬于薩珊1型玻璃，而這一時期東南亞盛行的礦物鈉鋁玻璃類型印太玻璃珠卻在新疆頗為罕見。植物灰鈉鈣玻璃玻璃珠在新疆的主導地位和微量元素的特征證明，該印太玻璃珠產自薩珊帝國，體現(xiàn)出玻璃珠拉制技術已實現(xiàn)由東向西的傳播擴散。

　　這項研究還對添加到阿斯塔那玻璃珠中的著色劑和鈷料特征進行研究發(fā)現(xiàn)，橙色是氧化亞銅導致;藍綠色是銅離子顯色;鉛錫黃Ⅱ型晶體呈黃色，并與銅離子一起形成綠色;鐵硫絡合物形成黑色;深藍色的珠子是由鈷離子引起。此外，薩珊玻璃中使用的鈷料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而根據(jù)薩珊玻璃的鈷料成分特征與地中海東岸地區(qū)玻璃的鈷料展現(xiàn)出同時性變化，研究判斷薩珊帝國的一些玻璃作坊很可能從地中海東岸地區(qū)進口鈷料來制造深藍色玻璃。

河南南陽出土的漢代印太珠(圖中比例尺均為1毫米)。楊益民團隊 供圖

　　漢唐印太玻璃珠實證海陸絲路貿易發(fā)展繁榮

　　楊益民表示，西漢在征服南越國之后，漢武帝派“黃門譯長”下南洋，正式開通海上絲綢之路。盡管古代文獻記載了相關貿易活動，但中原地區(qū)考古出土的能夠反映海上絲綢之路早期貿易的實物證據(jù)并不多見。

　　此次研究出土的玻璃珠外形雖微不可言，但背后牽扯的是自印度洋至太平洋交錯繁雜的貿易網(wǎng)絡與變幻的國際形勢。目前，盡管具體的作坊和確切的貿易路線尚不清楚，但最新研究已經證明在中外復雜的貿易網(wǎng)絡中存在不同規(guī)模的交流行為，南陽出土玻璃珠研究還填補了兩漢時期日益繁榮的海上絲綢之路對中原地區(qū)物質文化和生活習俗影響的空白。

　　徐思雯補充指出，新疆的玻璃珠貿易與亞洲的政治和經濟形勢密切相關。公元4世紀后，南亞北部小國林立，西亞地區(qū)薩珊帝國崛起。薩珊玻璃的盛行反映出薩珊帝國在西亞和中亞的壟斷地位以及薩珊帝國和中國之間陸上絲路的繁榮。而且陸上玻璃珠貿易不同于同時代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貿易。晉唐時期海上絲路貿易以南亞的礦物鈉鋁類型玻璃為主導;陸上絲路貿易則展現(xiàn)植物灰鈉鈣類型的薩珊玻璃向東傳播的歷史。新疆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深刻反映出這一玻璃制品差異及其制作技術的傳播路線。

　　楊益民還透露，在中原和新疆出土漢唐玻璃珠最新研究成果基礎上，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考古學與人類學系對國際上1986年首次定義的印太玻璃珠，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中文詞條予以編輯和科學核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