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申宸
前不久上映的電影《第一爐香》是許鞍華導演第三次改編張愛玲的作品。由于前兩回的表現都可圈可點,這一次無疑承載著過高的期待。影片上映后,批評的聲音不絕于耳,更有甚者,認為它“沒有呈現出半分張愛玲的世界”。
張愛玲的世界,原本是什么樣的?未出生在那個時代的改編者們,又能否用新的口吻來講述這個故事?
張愛玲小說的主人公,一生往往圍繞“婚姻”一詞打轉。封建時代婚姻的本質與愛情相悖,張愛玲故事的悲劇也正好建立在這一點認知錯位上:每一個想要主動走進婚姻的女主人公,都錯以為自己是為著愛情結合,最終,她們擁抱的只有荒誕與絕望。正如《第一爐香》里的葛薇龍,為愛癡狂,一心要嫁給喬琪喬,婚后她淪為了他的斂財工具,弱勢、悲慘、自甘墮落。
這次,編劇似乎想讓葛薇龍這個人物“硬氣”起來。原著里瞻前顧后的她,在影片中展現出了十分主動的一面,多了一些直白的、新女性氣息十足的可愛之處。愛情發(fā)生的原因,盡管令人有一絲恨鐵不成鋼,卻沒那么難以理解了。雖然她最后仍是落敗的,同樣“自甘墮落”,但電影強化了她的“自甘”,在注定殘酷的命運面前,她展現了頭破血流也不罷休的生命力。
輾轉來到現代的銀幕上,在“平行宇宙”里,葛薇龍總要熱烈地替自己燃燒一回,即便只是“火花一閃”的瞬間。
編劇王安憶說:“最難的是填補張愛玲筆下的語焉不詳,把完整的故事呈現給觀眾。”張愛玲很擅長留白,譬如《第一爐香》書中,到結局部分,葛薇龍并沒有被喬琪喬拋棄,但她在旗袍裙擺著火時,聽從喬琪喬的話蹲下來,讓火被他的鞋子踏滅——看似只是一個生活片段,實則充滿隱喻,已經言明未來她失去價值之后會遭遇什么不幸。又如《金鎖記》,開頭時沒有交代曹七巧為什么會變成這般病態(tài)扭曲的樣子,卻不斷地描寫高聳、厚重、封閉的院墻,來來回回地提到那“緊閉的大門”。
的確,改編張愛玲的小說不容易,她的故事一般不具備強情節(jié),角色大多也不會獻媚式地討觀眾喜愛。其含蓄微妙的文字氛圍,要利用視聽語言大眾化地呈現出來,更是難上加難。因此,填補作品的“語焉不詳”是必要過程,同時又有喪失文學美感的危險。
《第一爐香》在劇本創(chuàng)作上犯的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創(chuàng)作禁忌:不夠“心狠手辣”。原著中,吉婕與薇龍是妥妥的“塑料閨蜜”,不要說真心接受彼此成為家人,就連說句誠懇的話,恐怕都難以做到。或許是心疼葛薇龍一輩子太寂寞凄涼,編劇索性把吉婕“賞”給薇龍,改成了一個能與她無話不說的好姐妹。
編劇對葛薇龍的“溺愛”,還體現在對喬琪喬的塑造上。原著的喬琪喬是家中的棄兒,同樣在冷漠的環(huán)境中長大,在物欲橫流的社會中偏偏又缺錢,于是慢慢變成一個貪慕虛榮的人??梢哉f,喬琪喬是葛薇龍、梁姑媽這兩位封建制度下的犧牲品的男版對照,可恨的同時又不乏可悲。
電影里的喬琪喬,卻集各方寵愛在一身,風流成性,最后又如此隨意地對待葛薇龍。他似乎是編劇有意為薇龍鳴不平而憤恨豎起的一個靶子。編劇太偏愛筆下的女主角,強烈地想要為她下行的人生加入許多希望,還要不斷強調害苦她的人是多么不可戰(zhàn)勝。
過度的憐憫,沖淡的是時代之過,忽略了這場悲劇發(fā)生的根本原因,與導演所采用的宏大敘事風格難以匹配——到底是因為梁姑媽與喬琪喬不可戰(zhàn)勝,還是因為時代之哀?
張愛玲出身于深宅大院,長久的寂寞與壓抑,讓她忍不住深入觀察、思考身邊的人事物。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因為太平洋戰(zhàn)爭的爆發(fā),張愛玲未能完成香港大學的學業(yè),匆匆回故鄉(xiāng)另擇學校,卻也未能被錄取。四處碰壁,她才改去撰稿謀生。這雖是一段“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經歷,可對于未來不知道會發(fā)生什么的她,何嘗不是一種妥協。時代陰差陽錯地改變了她在現實當中的社會存在,使得她在撿拾童年不幸的碎片時,又產生了新的思考,《沉香屑·第一爐香》就此誕生。
《沉香屑·第一爐香》會在那個時代飄紅,正是因為它言明了當時的社會氛圍。將千千萬萬個“葛薇龍”推向深淵的,是以男性為中心的話語體系。在新的改編中,葛薇龍當然可以主動站起來,只不過,觀眾需要明了,站在她對面的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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