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敵人層層布防，這條“生死交通線”讓中央和蘇區(qū)緊密相連

生死交通線

■賈　永　院　浩

1931年12月底的一天，瑞金葉坪。

急促的馬蹄聲越來越近，毛澤東走出房門，迎接遠方而來的戰(zhàn)友。

“恩來！”“澤東！”

跳下戰(zhàn)馬的正是周恩來。寒風之中，兩人緊緊擁抱。這是兩位戰(zhàn)友廣州一別后第一次重逢。此時的毛澤東，是中共蘇區(qū)中央局代理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小他5歲的周恩來，即將履職中共蘇區(qū)中央局書記。那一天，恰好是毛澤東38歲的生日。

老友相見，感慨萬千。大革命失敗，周恩來、毛澤東先后在江西南昌和湘贛邊界發(fā)動武裝起義，從此天各一方。他們之間的聯(lián)系，靠的是兩人共同領導開辟的一條路：中央閩粵贛秘密交通線。

這是一條既充滿希望又充滿兇險的路。周恩來，就是沿著這條路，剛剛從上海來到贛南閩西中央根據(jù)地的。

遙 望

長汀，閩贛交界處的一座小城。1929年3月14日，“朱毛”紅軍在長嶺寨殲滅守敵郭鳳鳴旅，乘勝占領福建長汀城。

自從1月14日離開井岡山，連續(xù)轉戰(zhàn)整整2個月的“朱毛”紅軍，終于得到了一次人員休整和物資補充的機會。紅四軍前委向中央報告：“井岡山出發(fā)以來的疲敗精神，業(yè)已恢復，士氣亦已振奮起來?！?/p>

長汀沒有讓紅軍失望，短短幾天，紅軍就籌得5萬大洋。這是紅四軍成立之后籌集到的最大一筆款子，一部分遠送上海作中共中央經(jīng)費，另一部分用于縫制紅軍軍裝。在長汀，福音醫(yī)院院長傅連暲率醫(yī)護人員用2周時間，為紅四軍指戰(zhàn)員接種了牛痘。后來，傅連暲參加紅軍，將醫(yī)院整體遷往瑞金，成為中央紅軍第一所正規(guī)醫(yī)院。朱德回憶說：“長汀果然是中國革命歷史的一個轉折點。”

脫下襤褸的衣衫，換上整齊的軍裝，紅四軍官兵的思想并沒有及時統(tǒng)一。來到遠比井岡山富庶的閩西，主張“走州過府”攻打城市的呼聲增多，建立農(nóng)村根據(jù)地的熱情卻在下降，圍繞紅軍如何建設和發(fā)展的爭論，愈發(fā)激烈。

一個繁星閃爍的早春之夜，毛澤東又一次遙望北方。他在《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中寫道：“福建省委并飛轉中央……在國民黨混戰(zhàn)的初期，以贛南閩西二十余縣為范圍，從游擊戰(zhàn)術，從發(fā)動群眾以至于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jù)，由此割據(jù)區(qū)域以與湘贛邊界之割據(jù)區(qū)域相連接……這一計劃是決須確立，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因為這是前進的基礎。”

這一天是3月20日，春分前一天。趁取春光，莫負今朝?！帮w轉”兩字，表達了毛澤東此時此刻的心情：創(chuàng)建贛南閩西根據(jù)地的設想，需要中央大力支持；成長之中的紅四軍，急盼中央有力指導。

同一時間，上海云南路447號，一棟以“福興”商號作掩護的臨街樓房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也在眷注著“朱毛”紅軍。從城市暴動的接連失敗到農(nóng)村割據(jù)的逆勢而起——中國革命逐漸形成上海黨中央與“朱毛”開辟的紅色根據(jù)地遙相呼應的格局。這時的中央，同樣需要把“朱毛”紅軍的經(jīng)驗與教訓，推廣或借鑒至其他根據(jù)地。

然而，從井岡山到贛南閩西，紅四軍始終面臨著國民黨軍隊的封鎖和圍困，與上海方面的聯(lián)系困難重重。來自中央的指示常常滯后，甚至脫離現(xiàn)實。1929年2月，受共產(chǎn)國際對中國革命形勢錯誤判斷影響，中央要求朱德、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到上海工作，紅軍分散匿伏于贛南農(nóng)村。發(fā)自上海的“二月來信”直到當年4月才送達毛澤東手中，這時的贛南局勢已經(jīng)隨著贛軍北調(diào)兩湖作戰(zhàn)發(fā)生了變化。若不是毛澤東勇敢地堅持正確意見，就不可能有后來贛南閩西的紅火局面。

顯然，上海與蘇區(qū)之間，迫切需要建立一條信息快速流通、人員和物資安全運送的交通線，把中央這個“中樞”與蘇區(qū)這個“軀體”連接起來。否則，中央對蘇區(qū)革命形勢就難以作出正確判斷，紅四軍與中央也難以在行動上保持一致。

血 脈

1930年春天快要到來的時候，毛澤東收到了一封來自中央的“單獨的指示”——

“中央認為必須與閩西紅軍、朱毛紅軍共同設立一獨立的交通網(wǎng)，這一交通網(wǎng)，可以解決紅軍與江西或廣東的聯(lián)系問題，可以解決你們與紅軍及紅軍與中央的聯(lián)系問題。”

信件，出自周恩來之手。這與毛澤東的想法不謀而合。

接到中央來信，毛澤東很快委派了一位名叫盧肇西的年輕人前赴上海，執(zhí)行探路重任。

盧肇西，時任中共閩西特委委員、紅四軍第四縱隊政治部主任，永定客家人。雖然只有25歲，卻是一位參加過北伐戰(zhàn)爭、組織過家鄉(xiāng)暴動的“老布爾什維克”。

從瑞金到上海，便捷的道路自然是北經(jīng)南昌或東去福州。不過，這兩條線路皆為國民黨重點把守之地，一路盤查嚴密，不具備建立秘密交通線的條件。

盧肇西化裝成商人，越過敵人的封鎖，從閩西進入粵北，在廣東大埔縣青溪鎮(zhèn)乘船南下，憑著一口地道的客家話和機敏的應對，闖過國民黨軍警和地方民團一道又一道檢查，一路有驚無險地到達了汕頭，沿途的重要情況被他默默記在心里。

此時的香港，是共產(chǎn)黨地下活動的重要樞紐。由汕頭轉香港再往上海，便順利得多了。見到盧肇西的那一刻，懸停在周恩來手中的棋子終于落定：“寧可放棄蘇區(qū)一個縣，也要辦好交通線！”幾個月后，當盧肇西沿著同一條路線返回瑞金，一條凝聚著毛澤東和周恩來心血的秘密交通線初現(xiàn)雛形——

這條跨越大海、穿越深山的交通線，由上海經(jīng)香港回轉汕頭，溯韓江而上粵北，穿過山高林密的閩西，最終到達贛南——迂回曲折，水陸兼程，全長3000公里。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交通局在上海成立，由周恩來、向忠發(fā)、李立三等組成委員會，吳德峰擔任交通局局長，擔負建立通往蘇區(qū)的交通線和全國的交通網(wǎng)，輸送黨的干部和蘇區(qū)急需的各種物資。直屬中央交通局的香港總站和閩西大站，分別由中共華南分局秘書長饒衛(wèi)華和中共廣東省委交通科科長李沛群負責，兩人參加過省港大罷工和廣州起義，對敵斗爭經(jīng)驗豐富，且都是廣東梅州人，熟悉粵閩贛交界地域的語言、民情和地形。隨即，兩個秘密交通中站在汕頭和大埔建立，前者以上海中法藥房在汕頭的分號為掩護，后者以青溪永豐客棧為掩護……自此往北向東，建立了跨越三省的大大小小幾十個秘密交通站點。每個站點職責略有不同，有的負責采購軍火，有的負責中轉物資，有的負責傳遞情報和經(jīng)費，有的負責護送人員往來。而第一個用雙腳踏出這條紅色之路的盧肇西，則受命秘密創(chuàng)辦閩西蘇區(qū)武裝交通機關，與中央交通局直接對接。

汕頭中法藥房設在繁華的鎮(zhèn)邦街，這里靠近碼頭，既方便人員撤離，也利于為根據(jù)地轉送藥品。周恩來選派中央交通局副局長陳剛任汕頭中站站長。陳剛此前擔任中央提款委員，有過只身將蘇區(qū)打土豪所得的千兩黃金如數(shù)送達上海的傳奇經(jīng)歷。

中央特科還從全國抽調(diào)精干隊伍擔任重要站站長，交通員都是經(jīng)過反復遴選出來的對黨絕對忠誠、軍事素質(zhì)過硬、能夠吃苦耐勞、應變能力和記憶力超強的優(yōu)秀黨員——許多情報傳遞為“無紙化”，需要交通員全部背記下來。選拔交通員還有一項苛刻條件：不能說夢話。

交通站執(zhí)行嚴密的運行方式和嚴格的紀律制度。比如，貨物運輸時間一般選在晚上，線、站只與所在地黨組織書記一人聯(lián)系，不準與別的負責人發(fā)生關系。站點之間、交通員之間，實行單線聯(lián)絡。

也是在1930年10月，剛剛贏得中原大戰(zhàn)的蔣介石立馬轉頭向南，調(diào)集10萬重兵“圍剿”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軍。幾乎在同一時間，項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劉伯堅、鄧發(fā)、葉劍英、左權、蕭勁光、徐特立等，先后從上海神秘消失——當他們穿過敵人“圍剿”大軍層層布防，陸續(xù)出現(xiàn)在贛南閩西，意味著這條秘密交通線已經(jīng)受住了考驗。

奔 赴

周恩來從上海啟程的時候，是1931年冬天。

本來，這年年初，周恩來已被任命為新成立的中共蘇區(qū)中央局書記，由于黨中央接連遭遇一系列重大險情，行程一推再推。蘇區(qū)中央局書記一職，先后由項英和毛澤東代理。

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供出了黨在上海的多處重要地下機構。得虧打入國民黨中統(tǒng)內(nèi)部的共產(chǎn)黨員錢壯飛及時送出情報，中央機關才避免了一場滅頂之災。禍不單行。6月22日，碼頭工人出身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fā)又被捕叛變，暴露了中央秘書處辦公地。

危急關頭，周恩來組織相關人員緊急撤離，一大批高級干部順利轉移到了贛南閩西。山高水長，處處關隘。在中央機關遭受嚴重破壞的情況下，紅色交通線為什么依然安全暢通？

原來，深謀遠慮的周恩來未雨綢繆，早已派出中央特科頂尖特工陳彭年，在汕頭中法藥房附近的海平路97號設立了一個備份交通站：華富電料行。這處絕密交通站由周恩來、吳德峰直接指揮。陳彭年早年在法國做過勞工，又曾在蘇聯(lián)接受過訓練，交際能力出眾，很快在汕頭打開了局面。汕頭中法藥房人去樓空，秘密職能由華富電料行接續(xù)。除了轉移從上海來的重要人員，大量的電子管、銅線圈以及各種小型器械等稀缺物資，也是在這里精心偽裝，源源不斷運往中央蘇區(qū)的。

周恩來的蘇區(qū)之行，并不順利。

當一副工人打扮的周恩來在經(jīng)驗豐富的交通員肖桂昌一路護送下走出輪船，陳彭年已經(jīng)在碼頭恭候多時。一行人準備入住由外國人開辦的當時汕頭最大的旅館——金陵酒店。剛要上樓休息，周恩來神情一動，陳彭年趕緊掃了一眼，原來，樓梯轉角處的照片墻上，有一張1925年汕頭各界歡迎黃埔軍校學生軍時的合影，當時的政治部主任周恩來赫然在列。陳彭年不動聲色，馬上帶著周恩來來到棉安街16號——那是陳彭年掌握的一處絕對保險的小旅社，幕后老板是粵軍獨立第二師師長張瑞貴。忙著緝捕共產(chǎn)黨的張瑞貴不會想到，在這樣一個夜晚，已經(jīng)被國民黨通緝了4年多的周恩來，就睡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接下來的行程，依然險情不斷。次日一早，周恩來再次易裝，變成了一位頭戴禮帽、一襲長衫、身背畫夾的畫匠。護送隊伍里增加了熟諳當?shù)厍闆r的交通員邱延林。三人計劃先乘火車到潮安，再轉火輪至大埔。考慮到周恩來的身份和裝束，邱延林買了二等車票。上車一看，車廂內(nèi)只有他們?nèi)?，一旦遭遇不測，幾乎沒有回旋余地。三個人迅速擠進人多嘈雜的三等車廂，誰料剛剛坐定，緊張的一幕出現(xiàn)了——周恩來發(fā)現(xiàn)，檢票員居然是一位熟人。躲避已經(jīng)來不及，周恩來一面拉低帽舌望向窗外，一面輕聲告知肖桂昌。肖桂昌機警地站起來擋住周恩來，向邱延林遞去一個彼此熟悉的眼神。邱延林心領神會，主動上前把車票拿給檢票員檢查。那人一看是二等車票，用手指了指二等車廂，示意他們坐錯了車廂。肖桂昌后來回憶，那個檢票員沒有再回來，他們?nèi)吮阋恢痹谌溶噹粍樱畜@無險地到達了潮安。

與周恩來的蘇區(qū)之行，是肖桂昌最后一次執(zhí)行護送任務。1933年5月，擔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的肖桂昌因叛徒出賣被捕，抗戰(zhàn)爆發(fā)后經(jīng)組織營救出獄，先是擔任中共長江交通局處長，后調(diào)香港負責南方工委秘密交通和情報工作，1945年增補為黨的七大代表。另外兩位優(yōu)秀交通員陳彭年、邱延林犧牲在了長征路上。

從廣東大埔到福建永定，是秘密交通線上最為危險的路程，除了一小段水路外，盡是毒蛇出沒的險峻山路。這里屬于赤白交界地，敵我雙方犬牙交錯。夜幕降臨，周恩來又換上了一套牧師服裝，胸口佩戴了十字架，紅軍6名槍手躡足潛蹤、鹿伏鶴行。在那個寒冷的冬夜，由多寶坑小站交通員鄒日祥、姜春英夫婦帶路，周恩來一行翻山越嶺，終于在三更時分到達了蘇區(qū)第一站：伯公凹小站——大山深處一個只有幾戶人家的小村子。交通員鄒端仁一家早早就為客人燒好了泡腳的熱水，還殺了一只母鴨待客。萬籟俱寂，夜闌人靜。那是周恩來多少年來睡得最踏實的一覺。

隨著第三次反“圍剿”作戰(zhàn)勝利，贛南、閩西兩塊根據(jù)地已經(jīng)連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鞏固的中央革命根據(jù)地。中央革命根據(jù)地的一片火熱景象，讓周恩來振奮；上海黨中央面臨的殘酷現(xiàn)實，卻令周恩來揪心。白色恐怖愈演愈烈，國民黨特務無孔不入，中央在上海的處境越來越難。周恩來此行，還有一項重要使命，為中央首腦機關最終遷往蘇區(qū)作準備。他要求閩西大站搬到永定邊界，已經(jīng)調(diào)任中共福建省委秘書長的李沛群再度擔任站長。

1932年10月，國民黨特務展開大搜捕。中共中央負責人博古、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得到情報迅速轉移，僥幸躲過一劫。上海危如累卵，撤出已成定局。1933年1月17日，臨時中央決定遷往江西蘇區(qū)，留在上海的機構改稱“白區(qū)中央局”。

1932年底，張聞天先行一步，離開上海去江西。幾天之后，博古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陳云同行，秘密離開上海。博古、陳云是由交通員卓雄從大埔護送至瑞金的。18歲的卓雄時任紅色中華保衛(wèi)局執(zhí)行部執(zhí)行科科長，手下的隊員為清一色的年輕人，個個機警干練。卓雄晚年回憶，護衛(wèi)博古、陳云的路上，差點出了大事——

穿越高山密林進入永定境內(nèi)，卓雄安排博古、陳云二人棲身在一處隱蔽的小煤窯，不知何故，竟然走漏了風聲。當時，幾百個敵人包抄了過來，卓雄手下只有十幾名隊員。關鍵時刻，卓雄帶著兩個隊員繞到山后開槍射擊——急促的槍聲，將敵軍吸引了過去。趁著沉沉夜暗和紛飛的大雪，其他隊員保護著博古、陳云沖出包圍，化險為夷……卓雄說，到達根據(jù)地，陳云往地上一躺，伸開手腳，呈“大”字形，高喊：“到家了，總算到家了！”

家！這是毛澤東、朱德率領紅軍出生入死，于國民黨軍隊層層封鎖和重重圍困中建立的“家”，這是共產(chǎn)黨人自己的“家”，這是屬于成千上萬的勞苦大眾的“家”。

行走生死之間，步步驚心動魄。就是在這樣一條危機四伏的交通線上，英雄的交通員安全護送了200多位中央領導、軍地高級干部，運送了蘇區(qū)每年所需的價值900萬元的食鹽和價值600多萬元的布匹及其他緊缺物資……

英 雄

1933年9月的一天，一位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外國人，從潮安登上了一只開往大埔的隱秘小船。

李德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載：“船被灌木覆蓋著，我?guī)缀跗教闪藘商靸梢梗桓页雎?。一天傍晚，船終于開動了，這只小船與許多小船一起由一條輪船拖著，駛向上游。沿途停了很多次，我的上面是人的腳步聲，我的下面是流水聲。有幾次很顯然是盤查，說著粗魯?shù)脑捄涂诹?。第三天我們才上了小船的船板上，船夫們拖著小船在韓江上緩慢前行……天黑上岸，潛入一個村莊，那里迎接我們的是幾個帶毛瑟槍的少年，這就是我第一次見到的中國紅軍的戰(zhàn)士?！?/p>

這支紅軍小分隊的領隊，就是卓雄。

李德到來的時候，正值蔣介石對中央蘇區(qū)發(fā)動第五次“圍剿”。當時，國民黨各路“圍剿”軍兵力50萬人，紅軍總兵力10萬人，力量對比并不是歷次反“圍剿”最為懸殊的一次。然而，正是共產(chǎn)國際派來的這位洋顧問脫離實際的指揮，導致紅軍一敗再敗——1934年10月，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長征。隨即殺進蘇區(qū)的國民黨軍開始了掘地三尺式的殘酷“肅紅”，分布在紅色交通線上的交通員首當其沖，成了敵人搜捕和殺戮的重點對象。

曾經(jīng)接待過周恩來的交通員鄒端仁被反動民團槍殺后，又慘遭焚尸；交通員鄒昌仁被砍頭示眾，弟弟鄒佛仁被挖心……僅是小小的伯公凹村鄒氏一門，就有7人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由于秘密交通線上的交通員彼此之間大都為單線聯(lián)絡，相互保密，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后，也沒有人能準確統(tǒng)計出，到底還有多少無名英雄把鮮血灑在了這條紅色之路上。

英雄雖去英魂在。當年，毛澤東在談到中央閩粵贛秘密交通線時，曾經(jīng)這樣說過：“交通線就像我們身上的血脈?！?0多年過去，這條漫長而又兇險的小路，已經(jīng)隨著山河歲月的變遷難覓其蹤，但是，那些用勇氣和智慧開辟這條希望之路、用生命和熱血守護這條生死之路的名字，將永遠鐫刻在歷史的豐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