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群眾參與這個中國式治理特色

　　相較于西方人視社區(qū)為“擴大的個體”，中國人視其為“擴大的家庭”。我們不僅喊出了“社區(qū)是我家，建設靠大家”的口號，而且培育健全了相應的組織動員機制，實現了黨組織、政府、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居民、志愿者等不同領域要素之間的聯(lián)動，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近日，因舉報某知名人士的違法行為，“朝陽群眾”再次進入公眾視野。網友們對“朝陽群眾”這些年屢建奇功津津樂道，笑稱其為“世界第五大王牌情報組織”。

　　“情報組織”固然是種調侃，但“朝陽群眾”在城市治理中發(fā)揮的積極作用確實不容小覷。從制止傷人放火等暴力犯罪，到提供嫖娼吸毒等警情線索;從發(fā)現地下室群租房、電動車進樓道等安全隱患，到參與垃圾分類、停車管理等公共事務，他們活躍在街頭巷尾，成為警民攜手、群防群治的重要力量。也正是因此，“朝陽群眾”逐漸發(fā)展成為一張城市名片，吸引了治安志愿者、黨員巡邏隊、專職巡邏隊、義務巡邏員、治保積極分子等多個群體共計逾14萬人的加入，構筑起了“共保平安”的銅墻鐵壁。

　　因揪出近20位涉黃涉毒藝人，“朝陽群眾”聲名大噪，而這只是各地群防群治實踐的一個縮影。就北京來說，還有“西城大媽”“海淀網友”“豐臺勸導隊”“石景山老街坊”等一系列群眾力量。放眼全國，“東莞義警”“烏鎮(zhèn)管家”“東海漁嫂”“鹽城好大姑”……無不是當地響當當的品牌，配合著相關部門守護一方平安幸福。如學者所言，相較于西方人視社區(qū)為“擴大的個體”，中國人視其為“擴大的家庭”。我們不僅喊出了“社區(qū)是我家，建設靠大家”的口號，而且培育健全了相應的組織動員機制，實現了黨組織、政府、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居民、志愿者等不同領域要素之間的聯(lián)動，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獨具特色的中國式治理，與社會土壤息息相關。中國社會自古高度重視血緣、地緣關系，有著鄰里相助、患難相恤的文化基因。新中國成立伊始，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就提出了群防群治的社會治安管理思路，“楓橋經驗”“治安聯(lián)防隊”等應運而生的典型樣本，不僅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更驗證并發(fā)揚了這一基層治理經驗。如今，“鄉(xiāng)土中國”轉變?yōu)椤俺鞘兄袊?，“熟人社會”轉變?yōu)椤澳吧松鐣保鄳?，社會治理清單不斷延長，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政府部門大包大攬，不科學也不實際。特別是對于北京這樣的超大型城市來說，人多事雜、千頭萬緒，政府部門面臨的治理力量缺口更大，善于發(fā)現并組織動員社區(qū)力量尤為關鍵。近些年，從社區(qū)環(huán)境治理，到抗擊新冠疫情，靠的無不是全民動員、聯(lián)防聯(lián)控、群防群治。有目共睹的治理成效是中國式治理有效性的最好說明。

　　以大歷史觀來看，群防群治傳統(tǒng)之所以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繼續(xù)發(fā)光發(fā)熱，不僅在于滿足了治理所需，更在于順應了國人權利意識高漲的趨勢，成為人們參與公共事務的一種途徑?，F代社會是以公民權利為本的社會，權利意識、平等精神和社會責任感成為公民精神的重要體現。而溝通平臺的日益豐富，進一步提高了當代人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和便利性。家門口的大事小情和自身利益直接相關，大家也愿意說幾句、管一管。以這個角度來看，“朝陽群眾”恰恰提供了一個途徑，去承接居民們的這份熱情?？v觀北京城市治理，不論是“朝陽群眾”等力量的活躍，還是“居民議事廳”等形式的涌現，抑或是“接訴即辦”等機制的革新，本質上都是更好地賦予了市民維護自身權益、參與公共事務的途徑，主動化解矛盾、求解難題。

　　實現政府治理與社會自我調節(jié)、居民自治良性互動，這是城市治理現代化的追求方向。特別是對于北京的城市治理來說，精細化程度越深，涌現出的“天大小事”就會越多。面對拆違空地怎么利用、小區(qū)車位怎么分配等等問號，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健全共治共管、共建共享機制，不僅是執(zhí)政為民的姿態(tài)，也是一種更為科學合理的選擇。古道熱腸、急公好義，這是北京人的鮮明特征，而以“朝陽群眾”為代表的群防群治模式亦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經驗。用好這筆資源，繼續(xù)調動市民參與熱情，共同解決家門口的問題，這樣的城市治理更具韌性。反過來，參與度的提升又將帶來政府部門決策科學性和民主性的提升，進而贏得市民的配合與支持。

　　猶記得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群眾游行慶?；顒由希俺柸罕姟绷嘘牎爱敿易髦鳌狈疥?，笑容里帶著自信與幸福。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座城市的主人翁，關心公共事務，呵護共治熱情，這樣的“雙向奔赴”將不斷豐富中國式治理，推動我們的社會愈加和諧進步。(崔文佳)